本朝之故，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；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，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。欲摈隔四后，使永不得合食，臣切恨之。夫宗庙之礼，神灵之位，岂可使有後悔哉。当留圣念。”
初，上春秋高，议者恐上劳拜起，礼官遂造此议。上微闻之，及得敞奏，谓近臣曰：“朕初谓礼当然，苟以拜起为烦，朕犹能之，何惮也！”乃诏“别庙四后，享如旧，俟大礼毕，别加讨论。”
杨氏曰：伏读国朝《会要》仁宗皇帝嘉四年三月，内出御札曰：“惟享之义，著经礼之文。大祭，先王合食祖庙，盛迪尝之荐，深肃ㄊ之怀，追孝奉先，莫斯为重。兹享之废，历年居多，有司所行，出於假摄，礼之将坠，朕深惜之。”大哉王言！此仁圣之君，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。当时建明此议出於富公弼，弼之言曰：“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，其於事天之道，可谓得礼。独於宗庙，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，亲祀未讲，诚为阙典。检书，今年冬至当有事於南郊，又孟冬亦当合享於太庙。欲望诏有司讲求祭大礼，所有降赦推恩，则并用南郊故事。”富公弼之言，可谓“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”者也。夫圣王事亲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，以享之礼，比於南郊，诚哉，是言也。然南郊推恩肆赦，本非古典，乃人主一时之优恩，其後遂以为故事。今孟冬享，冬至南郊，二大礼相继而并行，享推恩南，郊可复行乎？享肆赦，南郊可复行乎？南郊而不推恩肆赦，又非祖宗之故事，於是享之礼行，而南郊因而权罢，是虽有以尽宗庙亲之诚，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，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？盖欲矫其轻，则事从其重，而遂至於过重，过重，则不可继也。夫因有原庙，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轻，欲矫其轻，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过重。不惟过重而已，自是亲止行於一时，而其後遂辍而不举，此则矫轻过重而终於不可继也。夫三年一，此宗庙祀典之大者，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。常礼，则非异事也，何欲矫其轻而遂至於过重，而终至於不可继哉。故曰“轻宗庙而重原庙”，其失一也。
神宗熙宁八年，太常礼院言：“已尊僖祖为太庙祖，孟夏祭，当正东向之位。”又言：“太庙祭神位，己尊始居东乡之位，自顺祖而下，昭穆各以南北为序。自今，著为定礼。”诏恭依。
元丰四年，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：“之义，存於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，而不著其名。行礼之年，经皆无文，唯《公羊传》曰：‘五年而再盛祭。’《礼纬》曰：‘三年一，五年一。’而郑氏、徐邈又分为二说。为郑氏之说，则曰‘前三後二’，谓後四十二月而，後十八月而。为徐邈之说，则曰‘前二後三’，谓二祭相去各三十个月。驳郑氏者，则曰‘三年而，为月有余；二年而，为月不足。’驳徐氏者，则曰‘在前，则是三年而，在後，则是二年而。’以二说考之，惟郑氏曰：‘鲁礼，三年丧毕，於太庙，明年於群庙，自尔之後，五年而再盛祭，一一。’由此言之，郑氏依仿鲁礼，推明王制，实为有据。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，每三十月一祭。熙宁八年，既又，此有司之失也。请今十八月而，四十二月而，庶几举礼不繁，事神不渎。”
太常礼院言：“唐开元中，礼官用晋徐邈之说，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，合‘五年再盛祭’之说，以为之数。本朝自庆历以来，皆三十月而一祭，至熙宁五年後始不通计，遂至八年并在一岁。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礼，今年若依旧例，十月行享，邪比年频，复踵前失。请依庆历以来旧制，通计年数，皆三十月而祭。”诏依见行典礼。
十月，详定礼文所言：“古者献、馈食，礻龠、祠、、尝，并为先王之享，未尝废一时之祭。故孔颖达《正义》以为：‘天子夏为大祭之，不废时祭之礻勺；秋为大祭之，不废时祭之尝。’则王礼三年一与其享，更为时祭。国朝沿袭故常，之月不行时享，久未正，非古之制。请每之月虽以大祭，仍行时享，以严天子备礼所以丕崇祖宗之义。其郊礼、亲祠准此。”从之。
五年，帝谓宰臣曰：“者，所以审谛祖之所自出，故‘礼，不王不。’奏、汉以来，谱牒不明，莫知祖之所自出，则礼可废也。”宰臣蔡确等以为圣训得之本意，非诸儒所及。乃诏罢享。
於是详定礼文所言：“按《记》曰：‘礼，不王不。王者，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’若舜、禹祖高阳世系出自黄帝，则虞、夏黄帝，以高阳氏配；商祖契出自帝喾，则商人喾，以契配；周祖文王亦出自喾，故周人喾，以文王配。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所，皆以帝有天下，其世系所出者明，故追祭所及者远也。艺祖受命，祭四庙，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，谱失其传，有司因仍旧说，三年一，五年一，与皆合群庙之主缀食於始祖，失礼莫甚。臣等窃谓国家世系所传，与虞、夏、商不同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，则礼当阙，必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。”从之。
礼文所又言：“古者，天子祭宗庙，有堂事焉，有室事焉，按《礼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