崩，至五年二月祭，明年又。自兹以後，五年为常。且魏以武帝为太祖，至明帝始三帝而已，未有毁主而行，其证一也。
宋文帝元嘉六年，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。其太学博士议云：“按之礼，三年一，五年再。”宋自高祖至文帝，才亦三帝，未有毁主而行，其证二也。
梁武帝用谢广议，三年一，五年一，谓之殷祭。祭以夏，祭以冬。且梁武乃受命之君，仅追尊四庙而行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，以时移节变，孝子感而思亲，故荐以首时，祭以仲月，间以，序以昭穆，乃礼之经也，非关宗庙备与不备，其证三也。
唐礼：贞观九年，将高祖於太庙，国子司业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；是时乃立六庙而行。今捡《会要》及《通典》并《礼阁新仪》，皆载此礼，并与《实录》符同。此乃庙亦未备而行，其证四也。
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，光禄大夫、宗正卿、纪国公段纶卒，太宗甚伤悼，为不视朝，将出临之，太常奏、祭致斋不得哭，乃止。此明太宗之时，宗庙未备实行，其证五也。
贞观二十三年，自九葬回，迎神主於太极殿之西阶，日中行虞祭之礼。有司请依典礼以神主庙，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寝，旦夕供食，申在生之敬。诏停礼。英国公李等抗表固请，曰：“窃以祖功宗德，饰终之明典；文昭武穆，严配之明训。”今停庙，奉徇哀情，直据典章，乖替为甚。又国哀已後，而庙停时祭，逾月之後，须申大。以唐礼九庙观之，自太宗已上，才足七庙。未有毁主，将申大，其证六也。
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，有司言将行祭，依今礼，享功臣并得配享於庙廷，享则不配，请集礼官学士等议。太常卿韦挺议曰：“其及时享，功臣皆应不预。”故《周礼》六功之官，皆大而已。大，即祭也。梁初误功臣，左丞驳议，武帝允而依行。降及周、隋，俱遵此礼。窃以五年再，合诸天道，一大一小，通人雅论，小则人臣不预，大则兼及有功。今礼，无功臣，诚谓礼不可易。太宗改令从礼，载详此论，该晓历代，援据甚明。又贞观年中，累陈，其证七也。
高宗上元三年，有司享於太庙，上有七室，未有迁主。《通典》、《会要》及《礼阁新仪》具明此礼，其证八也。
中宗景龙三年八月，帝将祠南郊，欲以韦皇后助行郊礼，国子司业郭山等议云：“皇朝旧礼，圜丘分祭天地，唯有皇帝亲拜，更无皇后助祭之文。及时享并，亦无助祭之事。”今据中宗之代，国子祭酒等举之文，称是皇朝旧礼，又明太宗、高宗之朝，皆行，其证九也。
疏奏，从之。
宋制：三年一，以孟冬；五年一，以孟夏。
仁宗嘉四年冬十月，大於太庙。
先是，上将亲，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。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，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，虚东乡之位便。时礼官不敢决。乃与待制以上台谏官同议，曰：“太祖为受命之君，然僖祖以降，四庙在上，故大上列昭穆而虚东乡。魏、晋以来，己用此礼。今亲享之盛，宜如旧便。”诏恭依。
礼官张洞、韩维又言：“唐《郊祀志》载祝文，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，惟睿宗二后，盖昭成，明皇母也。《续曲台礼》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，盖未有本室，遇享即附祖姑下。所以大顺中，三太后配列祭。博士商盈孙以谓误认《曲台礼》意。每室既有定配，则馀后不当参列，请依奉慈例。”
学士承旨孙等八人曰：“《春秋传》‘大者何，合祭也。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。’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，至之日，别庙后主皆升合食，非无典据。祥符五年己曾定议，礼官著酌中之论，先帝有‘恭依’之诏。他年有司摄事，四后合食。今甫欲亲，四后见黜，不亦疑於以礼之烦也？受命之君，以议礼制典为重，继体之君，以承志遵法为美。先帝议之制之，陛下承之遵之，臣曰可矣。宗庙之祭，至尊至重，苟未能尽祖宗之意，则莫若守其旧礼。疑文偏说，未可尽据。传曰‘祭从先祖’。又曰‘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’。臣等愚以谓如其故便。”
学士欧阳、吴奎等九人曰：“古者宗庙之制，皆一帝一后。後世有以子贵者，始著并之文，其不当者，则又有别庙之祭。本朝，乃以别庙之后列於配后之下，非惟於古无文，於今又有四不可。淑德，太宗之元配也，列於元德之下；章怀，真宗之元配也，列於章懿之下，一也。升之后，统以帝乐；别庙诸后，以本室乐，二也。升之后，同牢而祭，牲器祝册一统於帝；别庙诸后，乃从专享，三也。升之后，联席而坐；别庙诸后，位乃相绝，四也。章献、章懿在奉慈庙，每遇、本庙致享，最为得礼。若四后各祭於庙，则其尊自申，而於礼无参差不齐之失。以为行之已久，重於改作，则是失礼之举，无复是正也。请从礼官。”
於是刘敞特奏曰：“今群臣不务推原《春秋》之法，而独引後儒疑似之说；不务讲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