曰，若谓三年丧毕之殷祭，则晋人云“以寡君之未祀”何也？答曰，此左氏之妄也。左氏见经文吉于庄公，以为丧毕当，而不知此本鲁礼，不合施于他国。左氏亦自云鲁有乐，宾祭用之。即明诸国无可知，是左氏自相违背，亦可见矣。
林氏曰，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，行之数千百载，莫有悟其非者，良可叹也！夫之说，诸儒聚讼久矣。论年之先后，则谓之先三而后三（郑康成，高堂隆），或谓先二而后三（徐邈）。辩祭之小大，则或谓大于（郑康成），或谓大于（五肃），或谓一祭而二名，礼无差降（贾逵，刘歆）。又或谓以夏不以春，以冬不以秋。矛盾相攻，卒无定论。此皆置而勿辩。其可深责者，始为私见陋说，召诸儒之纷纷者，其郑氏之失欤，郑氏之说曰，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，明年春于群庙，自尔以后，五年而再盛祭。一一，周礼废绝久矣。僖公薨，文公即位，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庙。大事，也。推此是三年丧毕而于太祖也。明年春，虽无正文，约僖公、定公八年皆有文可知。盖以文公二年，则知僖、宣二年亦皆有。则明年是三年春。四年、五年、六年秋，是三年。更加七年、八年并前为五年，故于群庙也。自后三年一，五年一，呜呼！郑氏不知《春秋》固妄为此说，后学又不察，固为所惑也。当春秋时，诸侯僭乱，无复礼制，鲁之祭祀，皆妄举也。诸侯而郊上帝、始祖，罪也。大夫而旅泰山、舞《八佾》，罪也。《春秋》常事不书，其书者，皆悖礼乱常之事。故书郊者九，书者二，与夫大事一，有事二，二，尝一之类，无非记其非常，俾后世以见其非，奈何反以为周礼而足法乎？使鲁之祭祀如周之礼，则《春秋》不书矣。据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，至文公二年秋八月丧制未毕，未可以也，而乃大事焉，一恶也。跻僖公，二恶也。彼有二恶，《春秋》讥之，郑氏乃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者，果礼邪！又曰明年春。经无三年祭之文，何自知之？徒约僖公、宣公八年皆有而云，愈缪也。鲁之设祭，何常之有，圣人于其常，又不书之，何得约他公之年以足文公，而见三年之与五年而再殷祭乎？使文公二年不因跻僖公，则《春秋》不书大事，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，则《春秋》不书，又何准邪？况宣公八年经书有事于太庙，则是常祭也，而以为何邪？诚为祭，经不得谓之有事。且闵公二年，《春秋》书夏月吉于庄公，是鲁常以二年即矣，何待三年与八年乎？闵有文而不之据，宣无文而妄据之，傅会可见也。不然，鲁至僖公而始书三望，岂他公皆不望乎？至成公而后书用郊，岂他公皆不郊乎？桓公一岁而再，十二公而唯一尝，又可以为法乎？取乱世之典，以为治世之制，郑氏岂知《春秋》哉！区区一郑氏不足责，后世诸儒波荡而从之，历代祀典咸所遵用，益可悲也。夫其论之制既谬，至其言祭之时亦非矣。《春秋》书大事于秋八月，而彼此为冬。书闵公之于夏四月，书僖公之于秋七月，而彼一以为夏。既本鲁礼以行祀典，而又不用其时，是自戾也。故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，行之数千百岁莫有悟其非者，之说是也。虽然鲁祀诚非矣，先王之制可得闻乎？曰孟子之时有闻周礼之详矣，矧加秦火之酷乎！夫子曰“多闻阙疑”，郑氏惟不知“阙疑”之理，乃妄说以惑世，况又效其尤邪。故求之圣经，之文不详，所可知者，尊而卑矣。礼不王不，或问之说，夫子答以不知，讥鲁僖僭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所讥在祭则书其祭名，不然则否。书郊、书望，则所讥在郊、望与也。若文公之，则讥其短丧逆祀，不在于，故曰大事而已。何者？者，其祖之所自出。王者立始祖之庙，未足以尽追远尊先之义。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，则谓之。有虞氏、夏后氏皆黄帝，以其祖颛，帝之所出也。商人、周人皆喾，以其祖契，文王之所出也。，天子之中。诸侯无礼，鲁用之，僭也。若夫，则合食而忆。毁庙未毁庙之主，皆合食于太祖，非惟天子有，诸侯亦得也。详二祭之名，则尊而卑，可谓明矣。先儒据郑氏说，率以大于，是以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，可乎？考之经籍，之文可知者此尔，盖其礼之大者。至于年数之久远，祭时之先后，则经无所据，学者当阙其疑不可据汉儒臆论也。若世有圣君贤臣，达礼之情，观时变通，而为之制可矣。何必胶柱而不知变乎！苟徒以郑氏之误说，鲁人僭礼之典，以为百代常行，则恐为后世知《春秋》者笑也。
杨氏曰，自汉以来，宗庙之礼不合古制者，其失有二：混为一事，一失也；轻宗庙而重原庙，二失也。其一曰，、之礼不同，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所自出之帝，而以始祖配之，所谓也。合群庙之主于始祖之庙，而设殷祭，所谓也。先儒皆知为殷祭矣，而又兼以为殷祭，其说何从始乎？盖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勋劳，赐以郊，重祭圣人，已叹其非礼。然鲁之有，特祭于周公之庙，崦上及于文王，以文王者，周公之所出也。其后闵公二年，僭用礼合先祖，叙昭卑劣穆，用致夫人于庙，而礼始与混淆而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