祧，而祧者四世矣。後乎周者为唐，唐懿宗之时，所谓六庙者，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是也。然穆宗、宣宗皆宪宗之子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又皆穆宗之子，姑以宪宗为昭言之，则穆、宣为穆，敬、文、武为昭，是四昭二穆，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，未当祧，而祧者三世矣。盖至此则不特昭穆之位偏枯，而祧迁之法亦复紊乱。若必欲祀及六世，则武丁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十庙；懿宗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九庙而後可。且继世嗣位者，既不能必其为弟、为子，而创立宗庙之时，亦安能预定後王之入庙者，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时，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时哉。则立庙之制，必合於将升之时，旋行营创，属乎昭者，於太祖庙之左建之，属乎穆者，於太祖庙之右建之方为合宜，而预立六庙，定为三昭三穆以次递迁之说，不可行矣。又必如晦庵之说，外为都宫，内则各有庙，有寝，有门，有垣，则其制甚大，且必在国中门之左，则其地亦有限。昭穆之位既己截然，则武丁之时，虽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，而昭之地多虚。懿宗之时，虽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，而穆之位半阙。易世之後，又不知其为昭、为穆者何如？而已创之庙，其世代之近者，既未可祧迁（如武丁之时，小乙父也，南庚、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皆伯父也；祖丁祖也，祖辛、沃甲皆伯祖也，祖乙曾祖也；河高祖也；外壬、仲丁高伯祖也；太戊五世祖也，雍己五世伯祖也，小甲六世祖也。若以祀及六世言之，是此十五庙，皆未合祧迁，亦不止十庙而已），其昭穆之不顺者，又不可升，则必须逐代旋行位置营建而後可。而其地又拘於中门之内太祖庙之左右，创造烦扰，非所以宁神明，对偶偏枯，又无以耸观视，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庙，各在一所，东都以来之同堂异室，共为一庙之混成也。愚故曰七庙之制，诸儒皆能言之，而历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，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。
有天下者，必推其祖以配天，既立宗庙，必推其祖为太祖，礼也。自《孝经》有“郊祀配天，明堂配帝”之说，《祭法》有“郊祖宗”之说，郑氏注以为郊即郊也（郑氏以为祀天於圜丘，然圜丘亦郊也），祖宗即明堂也。於是後之有天下者，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，推其创业之祖，以拟文王以为未足也，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拟后稷者，而推以配天焉。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，汉之高帝、唐之神尧、宋之艺祖，庶乎其可拟矣；曹孟德、司马仲达以下诸人，逞其奸雄诈力，取人之天下国家以遗其子孙，上视文王奚啻瓦釜之与黄锺，然其为肇造区夏，光启王业，事迹则同，为子孙者，虽以之拟文王可也，独拟后稷之祖，则历代多未有以处。於是或取之遥遥华胄，如曹魏之祖帝舜，宇文周之祖神农，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。此三圣人者，其功德固可配天矣，而非魏与二周之祖也。是以当时议之，後代哂之以为不类。至於唐既以神尧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景帝。宋既以艺祖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僖祖。夫景、僖二帝虽唐、宋之始祖，然其在当时则无功业之庸夫也，上视周室仅可比不之流，而以后稷尊之，过矣。是以不特後世议其非，而当时固哗然以为不可，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。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厌服人心，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，於是献议者始为导谀附会之说以中之。老亦人耳，道家者流，假其名以行其教，遂至推而尊之，列坐上帝之右，而为其徒习其教者，则曰此天帝也，非复周之柱下史也。而姓同乎唐，乃推以为始祖，尊之曰元元皇帝，盖虽祖聃，而其意谓吾祖固天之贵神也。於是崇建太清宫，每并於元元皇帝前设位序正，是盖以元元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其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至宋大中祥符间，天书封禅之事竞兴，遂复效唐人之为，推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为圣祖，建立景灵宫，圣祖殿居中，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，分置左右，是盖以圣祖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晦庵尝言：景灵之建，外为都宫，而内各为寝庙，门垣乃为近古，盖以其规制宏壮，每帝各居一殿，不如太庙之共处一堂，稍类古人立庙之制，而足以称天子所以严奉祖宗之意，是则然矣。然不知所谓圣祖者，果有功德之可称如后稷，谱系之可寻如稷之於文、武、成康乎。《祭法》言虞、夏、商、周郊祖宗之制，郑氏注谓“有虞氏以上尚德，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。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为次。”项平甫亦言，此经作《祭法》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，先序帝喾、尧、舜、鲧、禹之功，次序黄帝、颛顼、契、冥、汤、文、武之功，以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，故圣王祀之，非此族也不在祀典，则其意盖谓郊祖宗皆择有功烈者祀之耳。而後之有天下者，欲稽此以祀其祖先，则固与其说大异矣。愚尝因是而究论之，虞、夏、商之事远矣，周人郊祀后稷，宗祀明堂，此後世所取法也。以《诗》考之，言后稷配郊者，为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；言文王配明堂者，为《我将》。《我将》之诗，其所称颂者受命兴周而已。而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二诗，则皆言教民播种树艺五之事。然则文王有功於兴周，而后稷则有功於天下万世者也。《传》曰，烈山氏之子柱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；周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