犊，币用黄缯（所谓各如其器之色），王及尸同服大裘，配以后稷（服与配，经文不载，注家以为同祭天之礼，故服大裘，配后稷），其乐则《大司乐》之函锺为宫云云，至八变则地皆出，可得而礼是也。神州地，则为坛於北郊，名泰折，玉用两圭五寸有邸，牲用黝犊（阴祀用黝牲），币用黑缯（币，经无文，据牲用黑，知当从其色），配亦以后稷，其乐则奏太簇，歌应锺，舞《咸池》，以祭地示是也。按郑氏解经，於天地之祀皆分而为二，是有二天二地矣。然古人祀天之礼，郊与明堂本二处，所配之祖又不同，则因“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”一语，而指其帝为五精之神，感生之帝，犹云可也。至於祭地，则经文所载惟方泽而已，乃以为此所祀者昆仑，而又有神州，则祭之於北郊。盖北郊之名，亦出纬书（《孝经纬》：祭地示於北郊），《礼经》所不载，於是又因《祭法》有泰折之语，而以为泰折即北郊，又非方泽也。其支离不通弥甚矣！
秦始皇帝即位三年，祠八神，二曰地主，祠泰山梁父。盖天好阴，祠之必於高山之下，命曰“”；地贵阳，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。
汉武帝元狩二年，天子郊雍，曰：“今上帝亲郊，而后土无祀，则礼不答也。”有司与太史令谈、祠官宽舒议：“天地牲，角茧栗。今陛下亲祠后土，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，坛一黄犊牢具，已祠尽瘗，而从祠衣上黄（侍祠之人著黄衣）。”於是天子东幸汾阴，汾阳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，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阴隹上，如宽舒等议。上亲望拜，如上帝礼。
《汉旧仪》：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，宫曲入河，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。礼仪如祭天，名“泰一旦丘”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上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五凤三年，上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元帝即位，遵旧仪，岁郊泰，东至河东祠后土。
成帝初即位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等奏请罢雍甘泉、汾阴后土祠，於长安立南北郊。从之（详见《郊祀门》）。
建始二年正月辛丑，上始祠后土於北郊。
永始三年，复汾阴后土祠。
四年，上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元延二年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四年及绥和二年，并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二年，上崩，乃复长安南北郊。
哀帝即位，寝疾，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祠。
平帝时，王莽奏罢甘泉泰，复长安南北郊。又奏：以天地合祭，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，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，以高帝、高后配。夏日至，使有司奉祭北郊，以高后配（详见《郊祀门》）。
光武建武二年，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，采元始中故事，合祀天地。
中元元年，营北郊於洛阳城北四里，为方坛四陛，迁吕太后於园，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，配地郊。
二年正月，郊，别祀地，位南面西上；高皇后配，西面北上，皆在坛上；地礼群神从食皆在坛下，如元始故事（岳、渎位见《山川门》）。地、高皇后用犊各一头，五岳共牛一头，四海、四渎共牛一头，群神共二头。奏乐亦如南郊，既送神，瘗俎实於坛北。
魏明帝景初元年，诏：“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；北郊所祭曰皇地之，以武宣后配。”
时高堂隆上表云：“古来娥、英、姜姒，盛德之妃，未闻配食於郊者也。汉文初祭地於渭阳（西汉武帝时，始立汾阴后土於汾阴，亦以高帝配祠。孝文时，无祭地於渭阳事），以高帝配。孝武立后土，宜依古典，以武皇配天地。”
按：郑康成分圜丘与南郊为二，方泽与北郊为二，而所祀天地亦各有二名。曹魏郊祀，遵用其说。然郑说祀天则有昊天，有五帝，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，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；郑说祀地则有昆仑，有神州，而魏方泽所祀曰皇皇后地，北郊所祀曰皇地之。往往见灵威仰及昆仑等名不雅驯，故有以易之，然不知皇天之与天神、后土之与地，果可分而为二乎？可笑也！
晋武帝泰始二年，定郊祀，地郊先后配。是年，并圜方二丘於南北郊，更修坛兆，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（时从有司议云，古者郊、丘不异）。十一月庚寅，帝亲祠於南郊。自後方泽不别立。
元帝太兴二年，北郊未立，地共在天郊。
明帝太宁三年，诏立北郊，未及建而帝崩。
成帝咸和八年，於覆舟山南立地郊，以宣穆张皇后配，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，及诸小山从祀（此依魏氏故事，非晋旧也）。
时将北郊，太常顾和表：“按後汉光武正月辛未，始建北郊，此则与南郊同月。”
於是从和议。
郊庙牲币璧玉之色，虽有成文，秦代多以驹，汉则但云犊，未辨其色。江左南北，同用元牲。
晋《地郊享神歌》一首，《祠享天地五神迎送歌》，见《郊祀门》。
宋武帝永初二年，亲祀南北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