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版设，以北为上（於郊坛为内之内外位）。仿古明堂之制，又稍与坛位叙相类。及令修内司并少府、司天监量广深丈尺，约陈列祭器不至并隘。如得允当，望下司天监绘图以进。”
诏曰：“国朝三岁亲郊，即合祭天地，祖宗并配，而百神从祀。今祀明堂，而礼官所定祭天不及地，配坐不及祖宗，未合三朝之制。且移郊为大享，盖为民祈福，宜合祭皇地，奉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并配，而五帝、神州、地亦亲献之。日、月、河、海诸神，悉如圜丘从祀。”因谓辅臣曰：“礼非天降地出，缘人情耳。今礼官习拘儒之旧传，昧三朝之成法，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。”
先是，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范仲淹建言：“祀明堂旷礼，宜召元老旧德陪位於庭。”乃诏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，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，且供帐都亭驿待之。既而二人皆以老疾，力辞不至，遂赐衣带、器币。自後每遇大礼，而前两府致仕者率有诏召焉，然亦无至者。
按：宋初虽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礼，然未尝亲祠，只命有司摄事，沿隋唐旧制，寓祭南郊坛。至仁宗皇二年，始以大庆殿为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三圣并侑，百神从事，一如圜丘南郊之仪。盖当举郊祀之岁，而移其礼用之於明堂，故不容不重其事也。
嘉六年九月辛亥，大享明堂，奉真宗配。
礼院言：“皇参用南郊百神之位，不应祀法。宜如隋唐旧制，设昊天上帝、五方帝位，以真宗配，而五人帝、五官神从祀，馀皆罢。又前一日亲享太庙，当时尝停孟冬之荐。考详典礼，宗庙时祭，未有因严配而辍者。今明堂去孟冬日尚远，请复荐庙。前者祖宗并侑，今用典礼独配，前者地、神州并享，今以配天而亦罢，是皆变於礼中之大者也。《开元》、《开宝》二礼，五帝无亲献仪。旧礼，先诣昊天奠献，五帝并行分献，以侍臣奠币，皇帝再拜，次诣真宗神座，於礼为允。”诏恭依，而五方帝亦行亲献。
宋祁奏：“臣切见郑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，昊天者天皇大帝，五帝者太微五帝。王肃曰：‘天惟一神，以五帝为次神。’而诸儒附郑者多，胡据而为说云：‘凡合祭五帝，一岁有二祀：龙见之月，祭於南郊，谓之大雩，一也；九月大享於明堂，宗祀文王以配，一也。’祭明堂者，诸儒之言不同，或说：‘周家祭五天帝，皆明堂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；五官神坐庭中，以武王配，号曰祖、宗，礼所谓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。施设神位，准五行相向以为法：威仰在卯，西面；怒在午，北面；招拒在西，东面；叶光纪在子，南面。太、炎帝、黄帝、少、高辛各在其位，少退，勾芒、祝融、后土，蓐收、元冥皆在人帝下，少後。文王坐太之南，位如主人，少退。’或曰：‘合祭之日，五精之帝皆西向。其牲，则天帝各一犊，合用十牲，文王、武王之牲用太牢，以《诗 我将篇》曰：“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。”文王、武王而用太牢者，以五人帝各专配一天，为之主，主足为外神依止，则文王配五帝矣。不专配，则所用牲得从尽物之享云。’”
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，诏明堂奉仁宗配。
时礼院奏，乞与两制同议仁宗皇帝配侑明堂。钱公辅等奏曰：“三代之法，郊以祭天，而明堂以祭五帝。郊之祭，以始封之祖，有圣人之功者配焉；明堂之祭，以创业继体之君，有圣人之德者配焉。故《孝经》曰：‘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’又曰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’以周公言之，则严父也；以成王言之，则严祖也。後世失礼，不足考据，请一以周事言之。臣切谓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也，则创业之君，是为太祖矣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於明堂者也。此二配至重，万世不迁之法也。真宗则周之武王，宗乎庙而不祧者也，虽有配天之功，而无配天之祭。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，而移於武王也。仁宗则周之成王也，虽有配天之功，而无配天之祭。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，而移於成王也。以孔子之心，推周公之志，则严父也；以周公之心，摄成王之祭，则严祖也。严祖、严父，其义一也。下至於两汉，去圣甚远，明堂配祭，东汉为得。在西汉时，则孝武始营明堂，而以高帝配之，其後又以景帝配之，孝武之後无闻焉。在东汉时，则孝明始建明堂，而以光武配，其後孝章、孝安之後无闻焉。当始配之代，符严父之说，及时异事迁，而章、安二帝亦弗之变，此最为近古而合乎礼者也。有唐始在孝和时，则以高宗配之；在明皇时，则以睿宗配之；在永泰时，则以肃宗配之。礼官杜鸿渐、王涯辈皆不能推明经训，务合古初，反雷同其论，以惑时主，延及於今，牢不可破。当仁宗之初，倘有建是论者，配天之祭，常在乎太宗矣。当时无一人言者，故使宗周之典礼，不明於圣代，而有唐之曲学，流弊乎後人。愿陛下深诏有司，博谋群贤，使配天之祭不胶於严父，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，循宗周之典礼，替有唐之曲学。治平元年正月上。”於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再详定以闻。孙等奏议曰：“仁宗继体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