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弊，固不得不谨其初。治平中，贾直孺为中司，尝以为言，朝廷终莫能处，盖人情沿习既久，虽使复旧，亦不可为也。”
英宗时，御史中丞贾黯又言：“今京朝官至卿、监凡二千八百馀员，可谓多矣。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，至二百五十馀人。臣不敢远引前代，且以先朝事较之：方天圣中，法尚简，选人以四考改官，而诸路使者荐部吏，数未有限，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、通判者，虽非部吏皆得荐。时磨勘改官者，岁才数十人。後资考颇增，而知州荐吏，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，又常参官不许荐士，其条约比天圣渐繁，而改官者固已众矣。然磨勘应格者，犹不越旬日即引对，未有待次者也。皇中，始限监司奏举之数，其法益密，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。皇及今才十年耳，而猥多至於三倍。向也法疏而其数省，今也法密而其数增，此何故哉？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，务充数而已。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，而岁终不满其数，则人人以为遗已。当举者避谤畏讥，欲止不敢，此荐者所以多，而真才实廉未免於无能也。谓宜明诏天下，使有人则荐，不必满所限之数。”天子纳其言，下诏申敕焉。
明年，诏：“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，视元数以三分率之，减一分；举职官有举者三人，任满选如法。”所以分减举者数，省京官也。是岁，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言：“奏举京官人尚多，度二年引对乃可毕，计每岁所举，无虑千九百员，被举者既多，则磨勘者愈众。且今天下员多阙少，率三人而待一阙，若不稍改，後将除吏愈艰。臣愚以为可罢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。”从之。自是，举官之数弥省矣。
治平三年，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。先是，上谓中书曰：“水潦为灾，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，何也？”欧阳修曰：“今年进贤路狭，往时入馆有三路，今塞其二矣。进士高科，一路也；大臣荐举，一路也；因差遣例除，一路也。往年，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，第一人及第，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；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，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，是高科路塞矣。往时，大臣荐举即召试，今只令上簿，候缺人乃试，是荐举路塞矣。惟有因差遣例除者，半是年劳老病之人，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。”上纳之，故有是命。韩琦、曾公亮、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，皆令召试。宰臣以人多难之，上曰：“既委公等举之，苟贤，岂患多也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，馀须後时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国朝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皆寓崇文院，其实无别舍，但各以库藏书列於廊庑间尔。直馆、直院谓之‘馆职’，以他官兼者谓之‘贴职’。凡状元、制科一任还，即试诗赋各一而入，否则用大臣荐而试，谓之‘入馆’。官制行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，建秘阁於中，自监、少至正字，列为职事官，罢直阁、直院为名，而书库仍在，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，皆不试而除，盖特以为恩数而已。”
治平四年，陈汝羲试学士院，中等，除集贤校理。御史吴中言：“比择十人先试馆职，而汝羲亦预，渐至冗滥，兼诗赋非所以经国治民。请用两制荐举，仍罢试诗赋，代之以策。”诏两制详议。其年，试胡宗愈辈，仍用诗赋。熙宁元年，罢试诗赋，而更以策、论。二年，王介等五人，始以策、论试於学士院，皆除馆职。後比年有试者，苏税、陈睦、李清臣、刘挚、王钦臣等，皆以试除。四年，太常丞许将以所业献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。五年，吕公弼荐王安礼材堪大用，召对称旨，欲峻用之，其兄安石辞，乃以为崇文院校书。曾布常举邓润甫可备经筵馆职，诏取润应制科进卷视之，擢为集贤校理。
旧制，凡设试以待命士，而入之铨注者，自荫补、铨试之外，有进士律义、武臣呈试材武及刑法等官，而铨试所受为特广。荫补初赴选，皆试律暨诗；已任而无劳绩、举荐及无免试恩，皆试判。熙宁更制以後，概试律义、断案议，後又增试经义。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，是铨试之凡也。
按：是时进士、选人之守选者，亦皆试而後放，然特详於荫补云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故事，二府初入，举所知者三人，将以观大臣之能。比年多因请谒干誉，荐者不公。其令中书、枢密院，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，堪任何事，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。”
熙宁二年，陈升之拜相，循例为侯叔献、程颢皆与堂除，又升一任。帝曰：“荐士不考才实，以辅臣故例得进秩升任，此何为也？”於是罢两府初入举官之制。
熙宁二年，御史乞罢堂选知州，曾公亮执不可。帝曰：“精择判审官人付之，何为不可？”王安石曰：“中书所总已多，通判亦有该堂选者，徒留滞，不能精择，归之有司，宜也。”
按：课试儒生，有司之事也，今以礼部考校为未当，而必俟乎亲策。进退百官，宰相之事也，今以中书选择为留滞，而一付之审官，轻重失伦矣。况司牧之任，千里休戚所系，非他官比，而庙堂一不之问，则所谓“中书所总已多”者，其事岂有重於进贤退不肖者乎？
三年，置审官西院。旧制：文臣京朝官，审官院主之；武臣内殿崇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