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失举而已擢用，听自言不实，弗为负。
又诏磨勘迁京官者，增四考为六考，增举者四人为五人，犯私罪又加一考。举者虽多，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。议者以身、言、书、判为无益，乃罢之，而试判者亦名文具，因循无所去取。
御史王端以为：“法用举者两人，得为令；为令无过谴，迁职事官、知县；又无过谴，遂得改京官。乃是用举者两人，保其三任也。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，偶幸无过，辄信而遣之，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。因仍弗革，其弊将深。”乃定令：被荐为令，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，否则如常选，无辄升补。时增设禁限，常参官已授外任，得奏举。京官见任知州、通判，升朝官兵马都监、诸司副使以上，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、通判，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，乃听举。明年，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，文臣待制至侍御史，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，举吏各有等数，得辄过；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、长吏、按察官，乃得磨勘。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，而知州吕蔚荐之。侍御史知杂郭劝言：“蔚未睹善状而荐之，盖私之也”。乃限到官一考，方得荐。又诏：“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，加一考。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，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，其尝参官得复举。”自是举官之数省矣。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、剧易之差为举令数，非本部无辄举。其後又增举主至三员。盖官冗之弊浸极，故保荐之法，大抵初略而後详也。
仁宗朝，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，虽有司引对法当与，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。
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国家取人，有制策，有进士，有明经，有诸科，有任子，有府史杂流。凡此者，虽众无害也。其终身进退之决，在乎召见改官之日，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议不过曰：‘多其资考，而责之以举官之数，且彼有勉强而已。资考既足，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，则将执文墨以取必於我，虽千百为辈，莫敢不尽与。’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过，是以为一定之制，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，甚可惜也。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於吏部吏部，以其资考之远近、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，然後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；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、罪免者几人，而增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。使其予夺亦杂出於贤不肖之间，而无有一定之制，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，以求闻於时，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，将不劳而自去。然而议者必曰：‘法不一定，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’臣以为不然。夫法者，本以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於人。昔者，唐有天下，举进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门，唐之制，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，而习知其为人，至一日之试，则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，於斯为盛。今以名闻於吏部者，每岁不过数十百人，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，虽有失者，盖已寡矣。如必曰：‘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必不可信。’则夫一定之制，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”又曰：“夫天下之吏，不可以人人而知也，故使长吏举之；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，故使长吏任之，他日有败事，则以连坐，其过恶重者其法均。且夫人之难知，自尧舜病之矣。今日为善，而明日为恶，犹不可保，况於十数年之後，其幼者已壮，其壮者已老，而犹执其一时之言，使同被其罪，不已过乎？天下之人，仕而未得志也，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；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，是故荡然无所不至。方其在州县之中，长吏亲见其廉谨勤之节，则其势不可以不举，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！故曰‘今之法，责人以其所不能’者，谓此也。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，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，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。此三者其属无几耳，其贪，其廉，其宽猛，其能与不能，不可谓不知也。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，是可复以为牧人欤？夫为长而属之不知，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。今其属官有罪，而其长不即以闻，他日有以告者，则其长不过为失察，而去官者又以不坐。夫失察，天下之微罪也。职司察其属郡，郡县各察其属，此非人之所不能，而罚之甚轻，亦可怪也。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，何也？夫吏之贪者，其始必诈廉以求举。举者皆王公贵人，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，以身任之。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，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。连坐者常六七人，甚者至十馀人，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。为法之弊，至於如此，亦可变矣！如臣之策，以职司、守令之罪罪举官，以举官之罪罪职司、守令。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，纵又加之举官，亦无如之何，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後举，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职司、守令，彼其势诚有於督察之。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，又何必於举官焉难之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祖宗时，监司、郡守荐部吏，初无定员，有其人则荐之，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，改官人每岁殆无几。自庆历后，始以属邑多寡制数。于是各务充元额，不复更考材实，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。事有欲革弊而反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