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。甸稍县都，皆无过十二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。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贡重欤？《职方氏》七伯当为什一伯，注说为是。”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夫列爵惟五，所以称其德；分土惟三，所以等其功。德异而功有所同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。地同而附庸有所异，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，诸男之地方百里。盖三等之地，正封也；五等之附庸，广封也。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，一民莫非其臣。尊者嫌於盛而无所屈卑者，嫌於削而无所立，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，男之地必上而从子。至於广封，则欲上之政令，有所统而不烦；下之职贡，有所附而不费。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。而尊者不嫌於太多，卑者不嫌於太寡，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於侯，男之地止百里而异於子也。”
《朱氏语录》曰：“向来君举进《制度说》，《周礼》封疆方五百里，是周围五百里，径只百二十五里；方四百里，径只百里；方三百里，径只七十五里；方二百里，径只五十里；方百里者，径只二十五里。有奇其说，与《王制》等语相合。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则四，公以封侯则六，侯以封伯则七，伯以封子则二十五，子以封男则百。男其地已有定数，此说如何可通？况男国二十五里之小，则国君即今之一耆长耳，何以为国君？”
按：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，《周礼 大司徒》、《职方氏》所载，与《王制》及子产、孟子所言不合。郑注以为合山川、附庸而言，先儒遂欲融会二说而一之。如陈祥道、唐仲友之论特为明畅，故备录之。若止斋径围之说，则侯伯子之地仅可吻合，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，男之地仅得五十里之半，其与《王制》、《孟子》所言均之，为龃龉不合耳。
右分封之制。
《禹贡》，五百里甸服，百里赋纳总，二百里纳钅至，三百里纳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（甸服，畿内之地也。甸，田。服，事也。以皆田赋之事，故谓之甸服。五百里者，王城之外，四面皆五百里也。禾本全曰总，刈禾曰钅至，半稿也。半稿去皮曰秸。谓之服者，三百内去王城为近，非惟纳总、钅至、秸，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。独於秸言之者，总前二者而言也。粟，也。内百里为最近，故并禾本总赋之，外百里次之。只刈禾半稿纳也。外百里又次之，去稿粗皮纳也。外百里为远，去其穗而纳也。外百里为尤远，去其而纳米也。盖量其地之远近，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。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）。五百里侯服，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诸侯（侯服者，侯国之服，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采者，卿大夫邑地。男邦，男爵小国也。诸侯，诸侯之爵大国次国也。先小国而後大国者，大可以御外侮，小得以安内附也。此所谓分侯服五百里而为三等也）。五百里绥服，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奋武卫（绥，安也。谓之绥者，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，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揆，度也。绥服内取王城千里，外取荒服千里，介於内外之，故内三百里揆文教，外二百里奋武卫。文以治内，武以治外，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。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）。五百里要服，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（要服去王畿已远，皆夷狄之地，其文法略於中国。谓之要者，取要约之义，特羁縻之而已。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蔡，放也。《左传》云蔡蔡叔是也，流放罪人於此也。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）。五百里荒服，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（荒服去王畿益远，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。以其荒野，故谓之荒服，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流，流放罪人之地。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，而罪有轻重，故地有远近之别也。此所谓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）。
蔡氏曰：“今按每服五百里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，故《益稷篇》言‘弼成五服，至千五千’。然尧都冀州，冀之北境并中、涿、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，藉使有之，亦皆沙漠不毛之地。而东南财赋所出，则反弃於要荒，以地势考之，殊未可晓。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，当舜之时，冀北之地，未必荒落如後世耳，亦犹闽、浙之，旧为蛮夷渊薮，而今富庶繁衍，遂为上国。土地兴废，不可以一时概也。周制，九畿曰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、蛮、夷、镇、蕃。每畿亦五百里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，并之则一方五千里，四方相距为万里，盖倍禹服之数也。《汉 地志》亦言东西九千里，南北一万三千里。先儒皆疑禹服之狭而周汉地广，或以周服里数皆以方言，或以古今尺有长短，或以为禹直方计，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。要之皆非的论。盖禹声教所及则地尽四海，而其疆理则止以五服为制，至荒服之外又别为区画。如所谓咸建五长是已，周汉则尽其地之所至，而疆画之也。”
《周礼 大司马》：“乃以九畿之法，施邦国之政职。方千里曰国畿。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