寝远，其事杂见於诸书，靡折衷，则亦传疑而已。本朝嘉中，康节邵先生雍出於河南，穷往知来，精极於数，作《皇极经世书》，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，为编年谱。如云外丙、仲壬之纪，康节以数知之，乃合於《尚书》“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”之说。成汤之後，盖实传孙，孟子所说，特以太丁未立而卒，方是时，外丙生二年，仲壬生四年耳。又正武王伐商之年，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。故《书序》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有三年者，字之误也。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，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，万世不可改者也。某不自揆，辄因先生之历，考自尧甲辰，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，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，列为六图，命之曰《经世纪年》，以便观览。有鄙见，则因而明之。其大节目有六。如孟子谓尧、舜三年之丧毕，舜、禹避尧、舜之子而天下归之，然後践天子位，此乃见帝王奉天命之大旨，其可ウ而弗彰？故於甲申书服尧之丧，乙酉书践位之实，丙戌书元载格於文祖。自乙酉至丁巳，是践位三十有三载也，则书荐禹於天，与《尚书》命禹之辞合。自丁巳至癸酉，是荐禹十有七年也，与孟子之说合。於禹受命之际，书法亦然。然而《书》称舜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，则是史官自尧崩之明年通数之耳。夏后相二十有八载，寒浞弑相，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，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。寒浞岂可使有夏之统，故缺此四十载不书，独书少康出处，而纪元载於复国之岁，以见少康四十年经营，宗祀绝而复续，足以为万代中兴之冠冕（今按：张氏此序成於乾道，所谓四十年经营中兴者，盖以少康之所历如此其久，以讽时也，然而事情不同）。於新莽之篡缺其年，亦足以表光武之中兴也。汉吕太后称制，既不得系年，而所立他人子名为少帝者，又安得承统？故复缺此数年，独书曰“吕太后临朝称制”，亦范太史祖禹系嗣圣纪年之意也。汉献之末，曹丕虽称帝，而昭烈以正义立於蜀，不改汉号，则汉统乌得为绝？故献帝之後，即系昭烈年号，书曰“蜀汉”，逮後主亡国，而始系魏。凡此皆节目之大者，妄意明微扶正，不自知其愚也。其他如夏以上称载，商称祀，周始称年，皆考之《书》可见。而《周书》、《洪范》独称祀者，是武王不欲臣箕子，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。由魏以降，南北分裂，如元魏、北齐、後周，皆夷狄也，故统独系於江南。五代迭揉，则都中原者，不得不系之。
先公曰：愚按张氏本《皇极经世书》作《经世纪年图》，愚之所述，盖亦本此。然尝疑尧之前，标甲子者六，而不载世代与事迹。意者黄帝命大挠作甲子，则甲子纪年自黄帝始，以前无有甲子，则亦不可得而书也。
※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四十二卷
陈氏曰：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。枢自太学官分教严陵为此书，杨诚斋为之序。
朱子曰：古史之体，其可见者，《春秋》而已。《春秋》编年通纪，以见事之先後。《书》则每事别记，以具事之首尾。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，至於事之大者，则又采合而别记之。若二典所纪，上下百有馀年，而《武成》、《金》诸篇，其所纪载，或经数月，或历数年，其岂无异事？盖必巳具於编年之，史而今不复见矣。故左氏於《春秋》，既依经以作传，复为《国语》二十馀篇。国别事殊，或越数十年而遂其意，盖亦近《书》体以相错综云尔。然自汉以来，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，此意固不复讲。至司马温公受诏纂述《资治通鉴》，然後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，编年系日，如指诸掌。虽托始於三晋之後，而追本其原，始於智伯，上系左氏之卒章，实相授受。伟哉，书乎！自汉以来，未始有也。然一事之首尾，或散出於数十百年之，不相缀属，读者病之。今建安袁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，以便学者。其部居门目、始终离合之，又皆曲有微意，於错综温公之书，其亦《国语》之流矣。
※《通鉴纲目》五十九卷
陈氏曰：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。始，司马公《通鉴》有《目录》、《举要》。其後，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为《举要补遗》。宋晦翁因别为义例著此书，自为之序，乾道壬辰也。大书者为纲，分注者为目，纲如经，目如传。此书尝刊於温陵，别其纲，谓之《提要》，今板在监中。庐陵所刊，则纲目并列，不复别也。
朱子自序曰：温公《通鉴》既成，又撮其精要之语，别为《目录》三十卷，并上之。晚病本书太详，《目录》太简，更著《举要历》八十卷，以厥中。绍兴中，胡文定公因公遗藁，修成《举要历补遗》若干卷，则其文愈约，而事愈备矣。今辄与同志，因两公四书，别为义例，增损隐括，以就此篇。盖表岁以首年，而因年以著统，大书以提要，而分注以备言，使夫岁月之久近，国统之离合，辞事之详略，议论之同异，通贯晓析，如指诸掌，名曰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云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自昔注书，首尾多不相照，虽《资治通鉴》亦或未免此病，大抵编集非出一手故也。姑以一事论之，汉景帝四年、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，今《通鉴》并书於夏、秋之後，盖编缉者自本志中摘出，而不思汉初以十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