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诸说以足之，又如《诸侯年表》盛言：“形势之利，有国者不可无。”末云：“形势虽强，要以行义为本。”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，而其末如此说者，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，不得不说，且说教好看。如《礼书》所云，亦此意也。伯恭极喜渠此等说，以为迁知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为得圣人为邦之法，非汉儒所及。此亦众所共知，何必马迁？然迁尝从董仲舒游，《史记》中有“余闻之董生”云，此等语言，亦有所自来也。迁之学，也说仁义，也说诈力，也用权谋，也用功利，然其本意只在於权谋功利。又如《伯夷传》，孔子正说伯夷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”，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，尽说坏了伯夷。子由《古史》皆删去之，尽用孔子之语作传，岂可以子由为非，马迁为是？可惜子由死了，此论至死不曾明。圣贤以《六经》垂训，炳若丹青，无非仁义道德之说。今求义理，不於《六经》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，亦惑之甚矣！
东莱吕氏曰：太史公之书法，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？其指意之深远，寄兴之悠长，微而显，绝而续，正而变，文见於此而起义於彼，有若鱼龙之变化，不可得而踪迹者矣！读是书者，可不参考互观，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？
夹氵祭郑氏曰：仲尼既没，诸子百家兴焉，各效《论语》，以空言著书，至於历代实迹，无所统系。迨汉建元、元封之後，司马氏父子出焉，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皇帝、尧、舜，至於秦、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，本纪记年，世家传代，表以正历，书以类事，传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，《六经》之後，惟有此作。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！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。然大著述者，必深於博雅，而尽见天下之书，然後无恨。当迁之时，挟书之律初除，得书之路未广，亘三千年之史籍，而於七八种书。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。凡著书，虽杂前人之书，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，楚人也，所见多矣，而其书皆楚人之词，公羊，齐人也，所闻多矣，而其书皆齐人之语。今迁书全用旧文，以俚俗，良由采摭未备，笔削不遑。故曰：“余不敢堕先人言，乃述故事，整齐其传，非所作也。”刘知几亦讥其“多聚旧记，时插新言”。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大扌氏开基之人，不免草创，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《乘》、《杌》无善後之人，故俱不行；《春秋》得仲尼挽之於前，左氏推之於後，故其书与日月并传。不然，则一卷事目，安能行於世？自《春秋》之後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摸，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。先公曰：太史公整齐世传，论次其文，七年而遭李陵之祸，於是述陶唐迄获麟止。是《史记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书（年数张中节说）以七年而成。
※《前汉书》一卷
晁氏曰：後汉元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《史记》撰。十二帝纪，八年表，十本志，七十列传。起高祖，终於王莽之诛，二百三十九年，凡八十馀万字。固既瘦死，书颇散乱，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，内八表、《天文志》皆其所补也。唐太宗子承乾，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。范晔讥固饰王阙，盖亦不然。其赞多微文，顾读者弗察耳。刘知几又诋其《古今人物表》无益於汉史。此论诚然，但非固之罪也。至谓受金鬻笔，固虽谄附匪人，亦何至是欤？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、王商、扬雄、歆、向旧文润色之，故其文章首尾皆善，而中颇冗琐，良由固之才，视数子微劣耳。固之自叙称述者，岂亦谓有所本欤？
陈氏曰：汉尚书郎扶风班固孟坚撰。唐秘书监京兆颜师古注。本传称字籀，恐当名籀，而以字行也。固父徐令彪叔皮，以司马氏《史记》太初以後阙而不录，故作後传数十篇。固以所续未详，探撰前记，缀集所闻，以为《汉书》。起高祖，终孝平王莽之诛，二百三十年，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凡百篇，自永平受诏，至建初中乃成。按《班昭传》云，八表并《天文志》未竟而卒，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。今《中兴书目》以为章帝时，非也。固坐窦宪死永元初，不在章帝时。师古以太子承乾之命，总先儒注解，服虔，应劭而下二十馀人，删繁补略，裁以己说，遂成一家。世号杜征南、颜监为《左氏班史》忠臣。
李方叔《师友谈记》曰：《左氏传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，其书止十九万言。太史公《史记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，三千馀年，止七十万言。而班固《汉书》十二帝二百三十年，乃一百万言。虽称良史善叙事，至於案牍之文，卑陋之事，悉皆载之，其失《春秋》之旨远矣！《春秋》盖万言而已。
夹氵祭郑氏曰：班固浮华之士，全无学术，专事剽窃。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，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。倘臣邻皆如此，则顾问何取焉？及诸儒各有所陈，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。倘臣邻皆如此，则奏议何取焉？肃宗知其浅陋，故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