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部，其来尚矣。且夫子答颜渊之问，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，岂其删《诗》乃录淫奔者之辞，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？亦不然也。雅者，二《雅》是也。《郑》者，《缁衣》以下二十一篇是也。《卫》者，《邶》、《》、《卫》三十九篇是也。《桑》，《卫》之一篇，《桑中》之诗是也。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，里巷狎邪之所歌也。夫子之於郑、卫，盖深绝其声於乐，以为法，而严立其词於诗，以为戒。如圣人固不语乱，而《春秋》所记，无非乱臣贼子之事，盖不如是，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，而垂鉴戒於後世，故不得已而存之，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。今不察此，乃欲为之讳其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之实，而文之以雅乐之名，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，朝廷之上，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，用之何等之宾客，而於圣人为邦之法，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！其亦误矣。曰：然则大序所谓“止乎礼义”，夫子所谓“思无邪”者，又何谓邪？曰：大序指《柏舟》、《绿衣》、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之属而言，以为多出於此耳，非谓篇篇皆然。而《桑中》之类，亦止乎礼义也。夫子之言，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，故特言此，以明皆可惩恶劝善，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，非以《桑中》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。曰：荀卿所谓“诗者，中声之所止”，太史公亦谓“三百篇者，夫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於《韶》、《武》之音，”何邪？曰：荀卿之言，固为正经而发，若史迁之说，则恐亦未足为据也。岂有哇淫之曲，而可以强合於《韶》、《武》之音也邪？
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，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，而先儒多疑之。至朱文公之解经，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，而备论其得失，而於《诗 国风》诸篇之序，诋斥尤多。以愚观之，《书》序可废，而《诗》序不可废；就《诗》而论之，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序可废，而《十五国风》之序不可废。何也？《书》直陈其事而已，序者後人之作，藉令其深得经意，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，不作可也。《诗》则异於《书》矣，然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作，其辞易知，其意易明，故读《文王》者，深味“文王在上”以下之七章，则“文王受命作周”之语赘矣。读《清庙》者，深味“於穆清庙”之一章，则“祀文王”之语赘矣。盖作者之意已明，则序者之辞可略。而敷衍附会之，一语稍烦，则祗见其赘疣而已。至於读《国风》诸篇，而後知《诗》之不可无序，而序之有功於诗也。盖风之为体，比、兴之辞，多於叙述；风谕之意，浮於指斥。盖有反覆咏叹，联章累句，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。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，曰“为某事也”，苟非其传授之有源，探索之无舛，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，以示千载乎。而文公深诋之，且於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之篇，辨析尤至，以为安有刺人之恶，而自为彼人之辞，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！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，而序之说如此，则以诗求诗可也，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，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？其说固善矣。然愚以为必若此，则《诗》之难读者多矣，岂直《郑》、《卫》诸篇哉。夫《苜》之序，以“妇人乐有子”为“后妃之美也”，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。《黍离》之序，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，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。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，而赖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，而慨叹者为何说乎？《叔于田》之二诗，序以为“刺郑庄公也”，而其诗语，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。《扬之水》、《椒聊》二诗，序以为“刺晋昭公也”，而其诗语，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。此诗之序其事以讽，初不言刺之之意，而赖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则知四诗也，非子《美新》之赋，则袁宏九锡之文耳，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？《鸨羽》、《陟岵》之诗，见於变风，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。《四牡》、《采薇》之诗，见於正雅，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。而深味四诗之旨，则叹行役之劳苦，叙饥渴之情状，忧孝养之不遂，悼归休之无期，其辞语一耳。此诗之辞同意异，而赖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，而《四牡》、《采薇》为正雅矣。即是数端而观之，则知序之不可废；序不可废，则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何嫌其为刺奔乎？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，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，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。则为变风也。均一淫之词也，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，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。均一爱戴之辞也，出於爱叔段、桓叔者之口则可删，而出於刺郑庄、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。夫《苜》、《黍离》之不言所谓，《叔于田》、《扬之水》之反辞以讽，《四牡》、《采薇》之辞同变风，文公胡不玩索诗辞，别自为说，而卒如序者之旧说，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？何独於《郑》、《卫》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，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？且夫子尝删《诗》矣，其所取於《关雎》者，谓其乐而不淫耳，则夫《诗》之可删，孰有大於淫者。今以文公《诗传》考之，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，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