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自序》、扬子《法言》，皆其遗法。况《诗》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，非见其序，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。孔子虽圣人，人事之实，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，犹之《春秋》，必约鲁《史》而後可为，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、郑，不以告，鲁《史》所不得书，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，而谓卫宏能之，可乎？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，范晔之言尔。据史，毛公，赵人，与河王同时，三传而为徐敖。初无谢曼卿者，独《东汉贾逵传》言“父徽，学《毛诗》於谢曼卿”，“至显宗，令撰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诗》与《毛氏》同异”。盖汉自中兴後，《毛诗》始见，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後，岂有不知，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？此理尤甚明。吾谓古者凡有是诗，则有是序，如今之题目者，故太师陈之，则可以观风俗，遒人采之，则可以知训戒，学者诵之，则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其藏在有司，孔子删《诗》，既取其辞，因以其序，命子夏之徒为之，则於理为近矣。
朱子曰：《诗序》之作，说者不同。或以为孔子，或以为子夏，或以为国史，皆无明文可考。惟《後汉儒林传》以为卫宏作《毛诗序》，今传於世，则《序》乃宏作明矣。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，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，则是毛公之前，其传已久，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。故近世诸儒，多以序之首句为《毛公》所分，而其下推说云云者，为後人所益，理或有之。但今考其首句，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，而肆为妄说者矣，况沿袭云云之误哉。然计其初，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，非经本文，故且自为一编，别附经後。又以尚有齐、鲁、韩氏之说，并传於世，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，不尽信也。及至毛公引以入经，乃不缀篇後，而超冠篇端，不为注而直作经字，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，其後三家之传又绝，而毛说孤行，则其抵牾之迹，无复可见。故此序者，遂若诗人先所命题，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，於是读者转相尊信，无敢拟议，至於有所不通，则必为之委曲迁就，穿凿而附合之。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，不成文理，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。愚之病此久矣，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，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，故既颇采以附传中，而复并为一编，以还其旧，因以论其得失云。又论《邶 柏舟序》曰：《诗》之文意事类，可以思而得，其时世名氏，则不可以强而推。故凡小序，唯诗文明白，直指其事，如《甘棠》、《定中》、《南山》、《株林》之属；若证验的切，见於书史，如《载驰》、《硕人》、《清人》、《黄鸟》之类，决为可无疑者。其次，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，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，尚多有之。若为小序者，姑以其意推寻探索，依约而言，则虽有所不知，亦不害其为不自欺，虽有未当，人亦当恕其所不及。今乃不然。不知其时者，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；不知其人者，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。於是傅会书史，依名谥，凿空妄语，以诳後人。其所以然者，特以耻其有所不知，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。且如《柏舟》，不知其出於妇人，而以为男子；不知其不得於夫，而以为不遇於君，此则失矣。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，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。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，则其故为欺罔，以误後人之罪，不可掩矣。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，是以求之《春秋》之前，而《史记》所书庄、桓以上，卫之诸君，事皆无可考者，谥亦无甚恶者，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，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，如汉诸侯王，必其尝以罪谪，然後加以此谥。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，而遂以此诗予之。若将以其多知，而必於取信，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，则所以暴其真不知，而启其深不信也。凡小序之失，以此推之，什得八九矣。又其为说，必使《诗》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，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，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後，其或书传所载，当此一时，偶无贤君美谥，则虽有辞之美者，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。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“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已”之意，而一不得志，则扼腕切齿，嘻笑冷语，以怼其上者，所在而成群，是其轻躁险薄，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，故予不可以不辩。又论《桑中序》曰：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。序之首句，以为刺奔，误矣。其下云云者，乃复得之《乐记》之说，已略见本篇矣。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，固有铺陈其事，不加一辞，而闵惜惩创之意，自见於言外者，此类是也。岂必谯让质责，然後为刺也哉。此说不然。夫诗之为刺，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，《清人》、《猗嗟》之属是也。然尝试玩之，则其赋之之人，犹在所赋之外，而词意之，犹有宾主之分也。岂有将欲刺人之恶，乃反自为彼人之言，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，而不自知之哉。其必不然也明矣。又况此等之人，安於为恶，其於此等之诗，计其平日，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，又何待吾之铺陈，而後始知其所为之如此。亦岂畏吾之闵惜，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！以是为刺，不唯无益，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，而反以劝其恶也。或者又曰：《诗》三百篇，皆雅乐也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桑、濮上之音，郑、卫之乐也，世俗之所用也，《雅》、《郑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