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），王制禄，则赞为之，以方出之（赞为之，为之辞也。以方版书而出之），赏赐亦如之。内史掌书王命，遂贰之（副写藏之）。
外史掌书外令（王令下畿外），掌四方之志（志，记也。谓若鲁之《春秋》，晋之《乘》），掌三皇、五帝之书，掌达书名於四方（若谓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，达此名使知之）。若以书使於四方，则书其令（书王令以授使者）。
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宰（王所以治之，令冢宰掌王治）。凡治者受法令焉（为书写其治之法）。
小行人掌五物者（谓国札丧、凶荒、师役、福事、灾祸，共五者），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，其礼俗、政事、教治、刑禁之逆顺为一书，其悖逆、暴乱、作慝、犹犯令者为一书，其札丧、凶荒、厄贫为一书，其康乐、和亲、安平为一书。凡此五物者，每国辨异之，以反命於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
按：成周之时，自太史以至小行人，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，其名数亦多。今除《宝训》及《太平六典》之外，亦无可考者矣。
孔子生於周末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遂乃定礼乐，明旧章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《八索》，述职方以除《九邱》，讨论《坟》、《典》，断自唐、虞以下，讫於周。
程子曰：所谓大道，若性与天道之说，圣人岂得而去之哉！若言阴阳、四时、七政、五行之道，亦必至要之理，非如後世之繁衍末术也。固亦常道，圣人所以不去也。或者所谓羲、农之书，乃後人称述当时之事，失其义理，如许行为神农之言，及阴阳、权变、医方称黄帝之说耳，此圣人所以去之也。《五典》既皆常道，又去其三，盖上古已有文字，而制立法度，为治有迹，得以纪载，有史官以识其事，自尧始耳。
九峰蔡氏曰：今按《周礼》：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周公所录，必非伪妄。而春秋时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之书，犹有存者，若果全备，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；或其简编脱落，不可通晓，或是孔子所见，止自唐、虞以下，不可知耳，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。
《礼记经解》：孔子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（观其风俗，则知其所以教）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（属，犹合也。《春秋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，有相接之辞，争辨之事）。故《诗》之失，愚；《书》之失，诬；《乐》之失，奢；《易》之失，贼；《礼》之失，烦；《春秋》之失，乱（失，谓不能节其教也。《诗》，敦厚，近愚；《书》，知远，近诬；《易》，精微，爱恶相攻，远近相取，则不能容人，近於伤害；《春秋》，习战争之事，近乱）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於《诗》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於《书》者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於《乐》者也；静精微而不贼，深於《易》者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深於《礼》者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於《春秋》者也（言深者，既能以教，又防其失也。《疏》皇氏六云：《解》者，分析之名；此篇分析《六经》，体致不同，故名曰《经解》也。《六经》，其教虽异，总以礼为本，故纪者录入於《礼》）。
长乐刘氏曰：此经言周衰之时，诸侯之国虽不能逮文、武之时，犹能各通一经，以化其民，故孔子历聘之时，入其国而其教可知。
山阴陆氏曰：不言“失之”而言“之失”者，《六经》无失也，学者之失而已。
金华应氏曰：醇厚者未必深察情伪，故失之愚；通达者未必笃确诚实，故失之诬；宽博者未必严立绳检，故失之奢。沉潜思索，多自耗蠹，且或害道；弄笔褒贬，易紊是非，且或召乱。乐正崇四术以训士，则先王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其设教固已久。《易》虽用於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。《春秋》虽公其纪载，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。故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，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。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馀，而後传习滋广，经术流行。夫子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，故有此言。然入其国即知其教，非见远察微者不能也；观其教即防其失，非虑远防微者不能也。
《庄子 天下篇》：古之人其备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，明於本数，系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。其在於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、绅先生多能明之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下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备於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