郎韩维言：“天下奏案，必断於大理，详议於刑部，然後上之中书，决於人主。近岁有司昧於知法，便文自营，但因州郡所请，依违其言，即上中书贴例取旨，故四方奏谳日多於前。欲望刑清事省，难矣。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，其有刑名疑虑、情理可悯，须具情法轻重条律，否则，指所断之法，令刑部详审，次第上之。”诏刑部立法以闻。
绍圣元年，权刑部侍郎杜言：“诸州大辟，本非疑虑，其间有因奏裁遂获免死，而已决者不得蒙宥，是因之生死，惟奏与否而已。”诏刑部、大理寺申明立法。
徽宗崇宁三年，大理寺言：“熙宁四年，诏狱案不当奏而奏者，大辟疑虑、可悯，免勘，其馀并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，取旨原之。元初，流罪以下，不应奏而奏者，勿坐。故有司皆知免戾，不复详法用刑，率多奏上，是致奏牍滋多，有烦朝廷处断。请自今并依熙宁法。”从之。
五年，诏：“民以罪丽法，情有重轻，则法有增损。故情重法轻，情轻法重，旧有取旨之令。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轻则请加罪，而法重情轻则不闻奏减，是乐於罪人，而难於用恕，非所以为钦恤也。自今宜遵旧法取旨，使情法轻重，各其中，否则以违制论。”
宣和六年，臣僚言：“元丰旧法，有情轻法重，情重法轻，若大辟刑名疑虑，并许奏裁。比来诸路以大辟疑虑决於朝廷者，大理寺类以‘不当’劾之。夫情理巨蠹，罪状明白，裁奏以幸宽贷，固在所戒；然有疑而难决者，一切劾之，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。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。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。”从之。
高宗绍兴元年，以道路不通，诸死囚应奏谳者，权令降等断遣，虑滞狱也。
三年，诏诸路大辟应奏者，从提刑司具因依缴奏。
四年，诏宣州奏檀偕杀人疑虑狱案，令刑部重行拟断，申尚书省。
初，宣州民叶全三者，盗檀偕窖钱，偕令耕夫阮授、阮捷杀全二等五人，弃尸水中，当斩，尸不经验，奏裁。诏授、捷并杖脊，流三千里，偕贷死，杖脊，配琼州。孙近为中书舍人，之命更拟。始近之提点浙东刑狱也，绍兴民俞富捕盗而并杀盗妻，近奏富与盗别无私仇，愿贷死。诏从之。法寺援以为比，执前拟不变。近又言：“富执本县判状捕劫盗，杀拒捕之人并及妻；偕乃私用威力，被杀者五人，所犯不同。”乃诏御史台看详。侍御史辛炳等言：“偕系故杀，众证分明，以近降申明条法，不应奏裁。”辅臣进呈，朱胜非曰：“疑狱不当奏而辄奏者，法不论罪。”缘近以宣州有观望，欲并罪之。上曰：“宣州可贷，今若加罪，则後来实有疑虑者，亦不复奏陈矣。”乃诏偕论如律，法寺当职丞、评，刑部郎官，各赎金有差。
二十六年，诏申严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。
右正言凌哲上疏曰：“臣闻高祖入关，悉除秦法，与民约三章耳。所谓杀人者死，实居其首焉。司马光有言：‘杀人者不死，虽尧、舜不能致治。’斯言可谓至当矣。臣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，虽刑法相当者，类以为可悯奏裁，遂获贷配。前此臣僚累当论列，而比年尤甚。无他，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，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幸，上下相蒙，莫之悛革。贷死愈众，杀人愈多，殆非以辟止辟之道也。臣尝取会到自去岁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者，无虑五十有馀人，姑抚其略而言之，汀州雷七、处州徐环儿、常州郭公彦、夔州冉皋，此四人者，情理凶恶，实犯故杀、斗杀之条，盖常赦所不原者，於法既无疑虑，於情又无可悯。今各州勘结，刑、寺看详，并皆奏裁贷减。彼杀人者可谓幸矣，顾被杀者衔恨九原，不知何时而已也！臣恐强暴之风，日益滋长，善良之人，莫能自保，其於刑政，为害非细。欲望特降睿旨，应今後诸州军大辟，若情犯委实疑虑，方得具奏。其情法相当，实无可悯者，自合依法申本路宪司详覆施行，当职官吏及刑、寺，日後将别无疑虑、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，并许台臣弹劾，严置典宪，庶使用刑平允，恶人重於犯法。”上览奏曰：“但恐诸路灭裂，实有疑虑、情理可悯之人，一例不奏，有失钦恤之意。”令刑部坐条及前後指挥行下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州郡疑狱许奏谳，盖朝廷之仁恩。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，一切纵之，则为坏法。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，专务全活死囚，其用心固善。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，曲贷其命，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。予守赣，一将兵逃至外邑，杀村民於深林，民兄後知之，畏申官之费，即焚其尸，事发系狱，以杀时无证、尸不经验奏裁，刑、寺辄定为断配。予持敕不下，复奏论之，未下而此兵死於狱。因记元丰中，宣州民叶元，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，又杀兄子，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於官。邻里发其事，州以情理可悯，为上请。审刑院奏欲贷，神宗曰：‘罪人已前死，奸乱之事，特出於叶元之口，不足以定罪。且下民虽为无知，抵冒法禁，固宜哀矜，然以妻子之爱，既杀其兄，仍戕其侄，又罔其父，背逆天理，伤败人伦，宜以殴兄至死律论。’此旨可谓至明矣。”
二十七年十月，盗发乌江县王公衮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