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私情，刑法不定，狱讼繁滋。尚书裴、刘颂上疏论之。见《刑制门》）
元帝承制江左，时主簿熊远上书，以为：“军兴以来，处事不用律令，竞作新意，临事立制，朝作夕改，至於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辄开谘，非为政之体也。愚谓凡为议者，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。”
成帝时，廷尉奏殿中帐施吏邵广盗官幔二帐，合布三十匹，有司正刑弃市。广二子，宗年十三，年十一，黄幡挝登闻鼓乞恩，辞求自没为奚官奴，以赎父命。尚书官朱映议以为：“天下之人，无子者少，一事遂行，便成永制，惧死罪之刑，於此而弛。”时议者以广为钳徒，二儿没入，既足以惩，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，圣朝有垂恩之仁，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，宗等付奚官为奴，而不为永制。尚书右丞范坚之曰：“自淳朴浇散，刑辟乃作，刑之所以止刑，杀之所以止杀。虽时有赦过宥罪，议狱缓死，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。且既许宗等，宥广死罪，若复有宗比而不赎父者，岂得不摈绝人伦，同之禽兽邪！按主者今奏云，唯听宗等而不为永制。臣以为王者之作，动关盛衰，笑之，尚慎所加。今之所以宥广，正以宗等耳。人之爱父，谁不如宗？今既许宗之请，将来诉者，何独匪人！特听之意，未见其益；不以为例，交兴怨ゥ。此为施一恩於今，而开万怨於後也。”从之。
宋文帝元嘉七年，剡县人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。後遇赦，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法徙赵二千外。司徒左长史傅隆议曰：“礼律之兴，盖本自然，求之情理，非从天堕，非从地出。父子至亲，分形同气，称之於载，即载之於赵，虽云三代，合之一体，未有分者也。称虽创巨痛深，固无雠祖之义，故古人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。若云称可杀赵，当何以处载？若父子孙祖互相残戮，惧非先王明罚、皋陶立法之本旨也。向使石厚之子、日之孙，砥锋挺锷，不与二祖同戴天日，则石昔、宅侯何得纯臣於国、孝义於家矣！旧令云：‘杀人父母，徙二千里外。’不施父子孙祖明矣。赵当避王周功千里外耳。令云：‘凡流徙者，同籍亲近欲相随，听之。’此又大通情礼，因亲以教爱者也。赵既流移，载为人子，何得不从？载行而称不行，岂名教所许？赵虽内愧终身，称当沈痛没齿，孙祖之义不得绝，事理固然。”
孝武於元嘉中出镇历阳，沈亮行参征虏将军事，人有盗发冢者，有罪所近村人，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。亮议曰：“寻发冢之情，事止窃盗，徙以侵亡犯死，故同之严科。夫穿掘之侣，必衔枚以晦其迹；劫掠之党，必ん呼以威其事。故起凶赫者易，应潜深密者难。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，邱垅非常涂所践，至於防救，不得比之村乡。督实劾名，理与劫异，则符伍之坐，居宜降矣。又结罚之科，虽有同符之限，而无远近之断。若不域之以界，则数步之内，与千里之外，便应同罹其责。防人之禁，不可不慎，夫止非之宪，宜当其律。愚谓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，一岁刑，自此以外，差不及咎。”
孔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。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，黄忿恨自缢死，遇赦。律文：“子杀伤殴父母，枭首；骂詈，弃市；妇谋杀夫之父母，亦弃市。遇赦，免刑补冶。”江陵骂母，母以之自裁，重於伤殴。若同杀科则疑重，同殴伤及骂制则疑轻。准制，唯有於父母遇赦犹枭首，无骂母致死遇赦之科。渊之议曰：“夫题里逆心，仁者不入，名且恶之，况乃人事。故殴伤咒诅，法所不原，詈之致尽，则理无可宥。罚有从轻，盖疑失善，求之文旨，非此之谓。江陵虽遇赦恩，故合枭首。妇本以义，爱非支属，黄之所恨，情不在吴，原死补冶，有枉正法。”诏如渊之议。
吴兴馀杭人薄道举为劫。劫制，同籍周亲补兵。道举从弟代公、道生等并为大功亲，则应在补谪之例，法以代公等母存为周亲，则子宜随母补兵。何承天议曰：“寻劫制，同籍周亲补兵，大功不在此例。妇人三从，即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今道举为劫，若其叔尚在，制应补谪，妻子营居，固其宜也。但为劫之时，叔父已殁，代公、道生并是从弟，大功之亲，不合补谪。今若以叔母为周亲，令代公随母补兵，既违大功不谪之制，又失妇人三从之道。由於主者守周亲之文，不辨男女之异，远嫌畏负，以至此疑，惧非圣朝恤刑之旨。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。”
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为劫，父睦以告官。新制，凡劫身斩刑，家人弃市。睦既自告，於法有疑。时尚书何叔度议曰：“设法止奸，本於情理。非谓一人为劫，阖门应刑，所以罪及同产，欲开其相告，以出造恶之身。睦父子之至，容可悉共逃亡，而割其天属，还相缚送，螫毒在手，解腕求全，於情可愍，理亦宜宥。使凶人不容於家，逃刑无所，乃大绝根源也。睦既纠送，则馀人无应复告，并合赦之。”
沛郡相县唐赐，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饮酒，还，得病，吐蛊虫十馀枚。临死语妻张，死後刳腹出病。死後，张手自破视，五脏悉糜碎。郡县以张忍行剖，赐子副又不禁止，事起赦前，法不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