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之说，出於建议者之口，未必有是事实。然所谓投牒应募之数，未必全虚，盖民本非乐为官养马也。当时科赋征役必是繁重，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，则亦不暇详虑顾而靡然从之。正柳子厚所谓“吾蛇尚存，则弛然而卧，时而献之，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，以尽吾齿。”是也。及其久也，马之毙者赔偿不訾，且奉行之吏，务为苛峻，於是数之少者增之，期之宽者促之，始重为民病矣。
八年，提举茶场李杞言：“卖茶易马，固为一事，乞同提举买马。”诏如其请。其後群牧判官郭茂恂言：“承诏议专以茶市马，以金帛市，而并茶马为一司。臣闻顷时以茶市马，兼用金帛者，亦听其便。近岁事局既分，始专用银绢钱钞。非蕃部所欲，且茶马二事，事实相须。”乃诏专以雅州之名山茶为易马之用。自是蕃马之至者稍众。久之，买马司复罢兼茶事。自李纪建议，始於提举茶事兼买马，其後二职分合不一。
哲宗嗣位，议者争言新法保马之不便，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，馀数发赴太仆寺，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给元价。翔、公雅皆得罪，保马遂罢。
元初，朝廷方议兴废监，复祖宗之旧。於是诏陕西、河东相视所当置监。又下河北、陕西按行河、渭、并、晋之牧田以闻。时已罢保甲，教骑兵，而还户马於民。左司谏王岩叟上疏，极言其事。自是洛阳、单镇、原武、淇水、东平、阳等监皆复。
岩叟疏言：“兵所恃在马，而能蕃息马者，牧监也。昔废监之初，识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当乏马。已而不待十年，其弊已见，此甚非国之利也。乞收还户马三万，复置监如故，监牧事委之转运官，而不专置使。今郓州之东平，北京之大名、元城，卫州之淇水，相州之安阳，州之广平监，以及於瀛、定之棚基草地疆画具存，使臣牧卒大半犹在，稍加招集，则指顾之措置可定，而人免纳钱之害，国收牧马之利，岂非计之得哉？又废监以来，牧地之在民者，处处为害，愚民利於一时请地之易，不虞後日输送之难，投牒之初，争立高课，有司复重估其价，计租为钱，力皆不胜，岁益增欠，转运司迫於群牧督责之严，虽水旱不在蠲放，禁锢鞭挞，无日无之，设欲还官，岂复听许？今若因复置监牧，收地入官，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。”
绍圣三年，始行给地牧马之政。
先是知任城县韩筠等建议，於邢州请以牧田募民受田一顷者，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。县籍其所养之高下、老壮、毛色，岁一阅，亡失者备偿，已佃人愿养马者除其租。於是知州张赴上其说，且以为陕西沿边弓箭授田不过一顷，既养一马，又役一丁，备边之日，岁居其半。今但牧一马而无身丁之役，若试之一监或一县，当有利而无害。枢密院是其请，乃言：“赴等所陈受田养马，既蠲其租，不责以孳息，而不愿之家无所抑勒。又限以尺寸，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。”乃具为条画，下太仆寺，应有监牧州县悉施行之。
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：“近者募人给牧田养马，若牧田邻於居民，地复膏腴，宜有愿者。相去稍远，难就耕牧，则必非所愿。且一顷之地，所直不多，马或亡失，乃偿钱四五十千，恐人之非愿。”言竟不行。
徽宗崇宁元年，有司较诸路田养之数，凡一千八百匹有奇，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，他路自二百四以下，至河东仅九匹，而开封府界、京西南路、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。盖法虽已具，而犹未力行也。
大观元年，尚书省言：“元置监，马不蕃息，而费用不赀。今沙苑最号多马，然占牧马者九千馀顷，刍粟、官曹之费岁为缗钱四十馀万，而牧马止及六千。自元符元年至二年，亡失者三千九百。且素不调习，无以任骑乘。以九千顷之田，四十万缗之费，养马六千而不於用，又亡失如此，利害灼然可见。今以九千顷之田，计其瘠硗者三分去一，犹得良田六千顷。以见直计之，顷为钱五百馀缗。若以一顷募养一马，则人得地利，马得所养，可以绍述先帝隐兵於农之意。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。俟见实利，六路新边闲田，当以次施行。”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，每收三驹，以其二归官，而一充赏，诏行之。是岁，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馀匹，於是自守贰而下，递赏有差。宣和二年，手诏曰：“给地牧马，议者本以蕃息国马为言，今损失动以千计，而自法行至今，皆无出驹之数，岁縻赏赉，蠲除租税科调，而赋敛日以不均，为害非一，其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，收见马以给军，应牧马及置监处并如旧制於。”是又复东平监。凡诸监兴罢不一，而沙苑监独不废。自给地牧马之法既罢，三年而复行。时牧田已多所给占，乃诏见管及已拘收牧田，如官司辄复请占者，以违御笔论。虽奉御笔者，皆许执奏。六年，又诏立赏格，应养马通一路及三千匹，州通县及一千，县及三百，其提点刑狱、守令各迁一官，倍之者更减磨勘年。於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，为马二万三千五百。既推赏如上诏，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。然北方用兵，而马政益急矣。
蔡绦《国史补》：“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