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校，辄复临时补置。七年，罢长水、射声二十校尉。十五年，复更增屯骑长水、射声三校尉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，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。
明帝以後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，听从妻子，自占边县以为常。凡徙者，皆给弓弩衣粮，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（明帝时）；南蛮或叛，则置象林兵（和帝时）；羌犯王辅，则置长安、雍二尉（安帝时）；鲜卑寇居庸，则置渔阳营（安帝时）。其後盗作缘海，稍稍增兵（顺帝时），而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六百一十六坞，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，扶风、汉阳、陇道三百坞（《西羌传》），置屯多矣。
灵帝中平五年，望气言：“京师当有大兵。”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，讲武於平乐观，躬擐甲胄，称无上将军以厌。始置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（《传》云佐军），鲍鸿为下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左军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夔为右校尉，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於硕。
章氏曰：“高祖之世，南北二军不出，而民兵散在郡国，有事以羽檄召材官、骑士以备军旅。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，当时各因其地，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（如魏为北地将军，周灶为陇西将军），事已则罢。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、郎中令诸郎、城门校尉屯兵。北军属太尉，南军属卫尉。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中尉材官出征，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，於是分北军为八校，以中垒领之。又恐北军之权太重，故於光禄勋增羽林、期门之兵，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。唐人盖知之矣，时异南北军，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（详见前）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，则募兵始此。期门、羽林，皆家世为之，则长从如此（期门，父死子代；羽林孤儿乃子孙，见《表》、《志》）。盖自是有养兵之病，而京师之兵制坏矣。元狩以後，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，调发之士益鲜，於是发及调吏，次及谪民，次及谪戍，次及七科谪，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，故其伍符甚整也。及常兵不足，调及他众，甲伍必紊，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。是以昭、宣以来，其弊日甚。始元元年，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。元凤元年，遣太常、三辅徙免刑击氐。五年，发三辅及郡国恶少、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。本始二年，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。神爵元年，又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，及应募飞射士、孤儿，胡、越骑诣金城以益边。夫募及奔命，调及恶少，发及刑徒，选及三百石吏，而又以羽林、飞、胡骑、越骑从事，是南北军出矣。纷纷无复旧制，皆自武帝启之（按武帝时，事越则会稽、豫章，击朝鲜则举辽东，开西南夷则巴蜀，南北军犹未出，至宣帝击羌，而始出矣）。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，兵制荡然矣（光武置黎阳兵，罢郡国都试，省都尉。明帝而後，募囚戍边，置诸营事，并见前）。自光武罢都试，而外兵不练。虽疆场之，广屯增戍，列营置坞，而国有征伐，终藉京师之兵以出。盖自建武迄於汉衰，匈奴之寇，鲜卑之寇，岁岁有之，或遣将出击，或移兵留屯（如永平中伐匈奴，留兵伊吾庐城，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），连年暴露，奔命四方，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。至安帝永初，募入钱，得为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，而营卫之选亦衰矣。桓帝延熹，诏减羽林、虎贲不任事者半俸，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。外之士兵不练，而内之卫兵不精，设若盗起一方，则羽檄被於三边，兴发甲卒，取办临时；战非素具，每出辄北，於是羌寇转盛，移兵赴远，民不堪命。永和二年，交趾、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，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？此其兴兖、豫之卒，击象林万里之寇，李固所以力争也。永建，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，又方募为陷陈（《羌传》：‘任尚募以击羌。’），召为积射（《鲜卑传》：‘邓远以击鲜卑。’），召为义从（东汉有羌胡义从，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。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），大抵创立名号，荡无良法。桓、灵之世，虽能委任段，尽灭诸寇，而中平元年，黄巾遂作，所在盗贼，不可胜数，於是置八都尉。黄巾既殄，而萧墙之祸作。盖自中世以後，令出房帷，政归台阁，宦戚更领兵权，迭相倾夺，然五营畏服中人，陈蕃、窦武欲诛宦官，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，遂又夷灭何、武。袁绍惩其事，故欲藉外兵以除之，於是内置园校，阳尊阉宦，外重州牧，实召边将（董卓以并州牧将兵）。阉宦虽除，而董卓之祸已成。义兵四起，郡牧争政，汉遂三分。原汉盛衰，皆兵之由，而光武实为之（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，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，而翟义之讨王莽，李通之劝光武，皆因秋试之日，因勒军旅、诛守长、号令起军，遂罢都试之法）。”
昭烈初置五军，其将校略如汉，而兵有突将无前、ク、叟青羌散骑、武骑之别。诸葛亮卒，蜀兵耗矣。
《诸葛亮传》：“街亭之败，戮马谡以谢众，上疏曰：‘自臣到汉中，中期年耳，然丧赵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馀人，突将无前、ク、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