宾、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。古之达乐三：一曰风，二曰雅，三曰颂，所谓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上、革、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。相须以为用，礼非乐不行，乐非礼不举。自后夔以来，乐以诗为本，诗以声为用，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。仲尼编《诗》，为燕、享、祀之时用以歌，而非用以说义也。古之诗，今之词曲也。若不能歌之，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。不幸腐儒之说起，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，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。汉朝又立之学官，以义理相受，遂使声歌之音，湮没无闻。然当汉之初，去三代未远，虽经生学者不识《诗》，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，往往仲尼三百篇，瞽史之徒例能歌也。奈义理之说日胜，则声歌之学日微。东汉之末，礼乐萧然，虽东观、石渠议论纷纭，无补於事。曹孟德平刘表而得汉雅乐郎杜夔，夔老矣，久不肄习，所得於三百篇者惟《鹿鸣》、《驺虞》、《伐檀》、《文王》四篇而已，馀声不传。太和末，又失其三。左延年所得，惟《鹿鸣》一篇，每正旦大会，太尉奉璧，群臣行礼，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。古者歌《鹿鸣》必歌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三诗同节，故曰工歌鹿鸣之三，而用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三笙以赞之，然後首尾相承，节奏有属。今得一诗，而如此用可乎？应知古诗之声为可贵也。至晋室《鹿鸣》一篇，又无传矣。自《鹿鸣》一篇绝，後世不复闻诗矣。然诗者人心之乐也，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。岂三代之时，人有是心，心有是乐；三代之後，人无是心，心无是乐乎？继三代之作者《乐府》也，《乐府》之作，宛同《风》、《雅》，但其声散佚无所纪系，所以不得嗣续《风》、《雅》而为流通也。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时，亦无所纪系，有季札之贤，而不别《国风》所在；有仲尼之圣，而不知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分。仲尼为此患，故自卫返也，问於太师氏，然後取其正焉。列十五国风，以明风土之音不同，分大、小二雅，以明朝廷之音有间，陈周、鲁、商三颂之音，所以侑祭也。定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、《崇邱》、《由庚》、《由仪》六笙之音，所以叶歌也。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，则系於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；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，谓之逸诗，如《河水》、《祈招》之类无所系也。今《乐府》之行於世者，章句虽存，声乐无用。崔豹之徒，以义说名；吴兢之徒，以事解目。盖声失则义起，其与齐、鲁、韩、毛言诗无以异也。《乐府》之道，或几乎息矣。
按夹氵祭以为诗本歌曲也，自齐、鲁、韩、毛各有序训，以说相高。义理之说既胜，而声歌之学日微矣。愚尝因其说而究论之：《易》本卜筮之书也，後之儒者知诵《十翼》，而不能晓占法；《礼》本品节之书也，後之儒者知诵《戴记》，而不能习《仪礼》，皆义理之说太胜故也，先儒盖尝病之矣。然《诗》也，《易》也，《礼》也，岂与义理为二物哉？盖《诗》者有义理之歌曲也，後世狭邪之《乐府》，则无义理之歌曲也。《易》者有义理之卜筮也，後世俗师之占书，则无义理之卜筮也。《礼》者有义理之品节也，秦汉而後之典章，则无义理之品节也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。失其义，陈其数，祝史之事也。故其数可陈也，其义难知也。’荀子曰：‘不知其义，谨守其数，不敢损益，父子相传，以持王公，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禄也。’盖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先王之礼制不至沦丧，故巫史、卜祝、小夫、贱隶皆能知其数，而其义则非圣贤不能推明之。及其流传既久，所谓义者，布在方册，格言大训，炳如日星，千载一日也，而其数则湮没无闻久矣。姑以汉事言之，若《诗》，若《礼》，若《易》，诸儒为之训诂，转相授受，所谓义也；然制氏能言铿锵鼓舞之节，徐生善为容，京房、费直善占，所谓数也。今训诂则家传人诵，而制氏之铿锵，徐生之容，京费之占，无有能知之者矣。盖其始也，则数可陈，而义难知；及其久也，则义之难明者，简编可以纪述，论说可以传授。而所谓数者，一日而不肄习，则亡之矣。数既亡，则义孤行。於是疑儒者之道有体而无用，而以为义理之说太胜。夫义理之胜，岂足以害事哉！”
夹氵祭郑氏曰：“三代既没，汉魏嗣兴，礼乐之来，陵夷有渐。始则《风》、《雅》不分，次则《雅》、《颂》无别，次则《颂》亡，次则《礼》亡。按《上之回》、《圣人出》，君子之作也，《雅》也；《艾如张》、《雉子班》，野人之作也，《风》也，合而为《鼓吹曲》。《燕歌行》，其音本幽蓟，则列国之《风》也。《煌煌》、《京洛行》，其音本京华，则都人之《雅》也，合而为《相和歌》。《风》者，乡人之用；《雅》者，朝廷之用；合而用之，是为《风》、《雅》不分。然享，大礼也；燕，私礼也。享则上兼用下乐，燕则下得用上乐，是则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音虽异，燕享之用则通。及明帝定四品，一曰《大予乐》，郊庙、上陵用之；二曰《雅颂乐》，辟雍、享射用之；三曰《黄门鼓吹乐》，天子宴群臣用之；四曰《短箫铙歌乐》，军中用之。古者《雅》用於人，《颂》用於神。武帝之立乐府，采诗虽不辨《风》、《雅》，至於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之章，未尝用於人事，以明神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