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倍，以至破家荡产乎？且此钱合而计之，岁以千百巨万，既不归公上，官人知自爱，又不敢取，谁则有此？余欲以其言为妄，然余行江、淮、闽、浙、洞庭之南北，盖无不为此言者矣。呜呼！此有司之所宜陈者也。余忝为长吏，不得为令佐自试其术，以破余疑而不能，意殊惨然。因孙君《义役》书成，辄题於後，以告其得为者。”
按：差役，古法也，其也，差设不公，渔取无艺，故转而为雇。雇役，熙宁之法也，其也，庸钱白输，苦役如故，故转而为义。义役，中兴以来，江、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，其也，豪强专制，寡弱受凌，故复反而为差。盖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，雇便於差，义便於雇，至於义而复有，则末如之何也已。窃尝论之，古之所谓役者，或以起军旅，则执干戈、胄锋镝而後谓之役；或以营土木，则亲畚锸、疲筋力然後谓之役。夫子所谓“使民以时”，《王制》所谓“岁不过三日”，皆此役也。至於乡有长，里有正，则非役也。柳子厚言，有里胥而後有县大夫，有县大夫而後有诸侯，有诸侯而後有方伯连帅，有方伯连帅而後有天子。然则天子之与里胥，其贵贱虽不侔，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。其在成周，则五家设比长，二十五家设里宰，皆下士也。等而上之，则曰闾胥（掌二十五家。六乡），曰ガ长（掌一百家。六遂），皆中士也。曰族师（掌一百家。六乡），曰鄙师（掌五百家。六遂），皆上士也。曰党正（掌五百家。六乡），曰县正（掌二千五百家。六遂），皆下大夫也。曰州长（掌二千五百家。六乡），则中大夫也。周时，邻里乡党之事，皆以命官主之。至汉时，乡亭之任，则每乡有三老、孝悌、力田，掌观导乡里，助成风俗。每亭有亭长、啬夫，掌听狱讼、收赋税。又有游徼，掌巡禁盗贼。亦皆有禄秩，而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为尤尊，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，复勿繇戍（古之所谓复除者，复其繇戍耳，如三老，盖亦在复除之科。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）。尝以岁十月赐酒肉，或赐民爵一级，则三老、孝悌、力田必二级；赐民帛一匹，则三老、孝悌、力田必三四或五匹，其尊之也至矣。故戾太子得罪，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；王尊为郡，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。至於张敞、朱博、鲍宣、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，然其猷为才望，亦皆见於为亭长、啬夫之时。盖上之人爱之重之，未尝有诛求无艺、迫胁不堪之举；下之人亦自爱自重，未尝有顽钝无耻、畏避苟免之事。故自汉以来，虽叔季昏乱之世，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。隋时，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，令理人词讼，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，为其里闾亲识，剖断不平，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，恐为害更甚。诏集议，而众多是德林，遂废不置。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，本无关於理乱之故，而其所以废者，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，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。至唐睿宗时，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，然後知乡职之不愿为，故有避免之人（琬言“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、佐史、里正、坊正，每一员阙，先拟者辄十人。顷年，差人以充，犹致士逸，即知政令风化渐以也）。唐宣宗时，观大中九年之诏，然後知乡职之不易为，故有轮差之举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，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，送刺史检署讫，锁於令厅，每有役事，委令据簿轮差）。自是以後，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，贪官污吏非理徵求，极意凌蔑，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，奉行不过文书之事，而期会追呼，笞比较，其困踣无聊之状，则与以身任军旅、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，而至於破家荡产，不能自保，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。然则差役之名，盖後世以其困苦卑贱，同於徭役而称之，而非古人所以置比、闾、族、党之官之本意也。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於《周官》所谓府史、胥徒，《王制》所谓庶人在官者。然不知《周官》之府史、胥徒，盖服役於比、闾、族、党之官者也。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後，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，今两税如故，柰何复欲取庸钱？然不知唐之所谓庸，乃征徭之身役，而非乡职之谓也。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，但见当时差役之贱，故立论如此，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。上之人既贱其职，故叱之如奴隶，待之如罪囚；下之人复自贱其身，故或倚法以为奸，或匿贼以规免，皆非古义也。成周之事远矣，汉之所以待三老、啬夫、亭长者，亦难以望於後世。如近代则役法愈，役议愈详。元讲明差雇二法，为一大议论，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，费重破家耳。苏黄门言，市井之人应募充役，家力既非富厚，生长习见官司，吏虽欲侵渔，无所措手；耕稼之民性如麋鹿，一入州县，已自慑怖，而况家有田业，求无不应，自非廉吏，谁不动心，凡百侵扰，当复如故。以是言之，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，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，然官自任雇募之责，则其役与民不同，而横费可以省；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，然民既出雇募之费，则其身与官无预，而贪毒无所施。此其相与防闲之术，虽去古义远甚，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。然熙、丰言其不便者，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，而雇役则年年出费；差役有不及之户，而雇役则户户徵钱，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。盖当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