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请以史传及祖宗故事明之。秦樗里子死，葬於渭南章台之东，曰‘後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’。至汉兴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央宫在其西，武库正直其墓，且以天子之宫密近，而当时不闻迁其墓也。以今观之，一百七十二穴业已挑去而筑实之，无可柰何。而见存七百六十六穴累累相望，虽山林掩蔽皆在禁地，若一旦悉令挑去，恐顿泄地气，兼於人情，有所未安。欲下绍兴府专委守臣出榜备坐宫陵制内所载晓谕民，如对界内旧坟有愿迁出，仰召保闻说，经府自陈，令巡尉监视，听其迁出，如不愿者，仍旧。”从之。
孝宗乾道六年，以起居郎范成大为祈请使，之虏请陵寝地。
先时，上赐宰臣陈俊卿手札曰：“朕痛念祖宗陵寝，沦於腥膻四十馀年，今欲特遣范使就彼祈请，卿以为如何，可密奏来。”俊卿以为未可，坐罢相，知福州。乃遣成大行，令学士院草国书，以陵寝所在，欲求河南地为辞。成大将行，秘书少监李焘等皆不以为然。国子博士邱宗山轮对，论其无益启侮。上不乐曰：“卿家祖先坟墓为人占据，莫亦须理会否？”答云：“臣但能诉之，不能告之。”上赫怒。成大既出疆使还，其国书云，“和约再成，界山河以如旧；缄音遽至，指巩、洛以为言。援曩时无用之文，渎今日既盟之好。既云废祀，欲伸追远之怀；止可奉迁，即俟刻期之报。至若未归之旅柩，亦当并发於行涂”。明年，遣赵惟贺虏主生辰，复附国书，略曰：“惟列圣久安之陵寝，既难一旦而骤迁；则靖康未返之衣冠，岂敢先期而独请？”其後虏人徙葬钦宗於巩原，而荆、襄谍报乃谓虏以十万骑奉迁陵寝以来。中外汹汹，边帅咸请增戍。後卒无事。
淳熙十四年，高宗崩，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。诏：“攒宫遵遗诰，务从俭约，凡修营百费，并从内库及封椿钱物，毋侵有司经常之费。诸路监司、州军府监止进慰表，其馀礼并免，仍不得以进奉攒宫为名，有所贡献。”
按：行使萧燧等言：“相视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，系在徽宗皇帝攒殿篱围之外正西北，显仁皇后攒殿近上正西向南，乞差官覆按施行。”诏户部侍郎叶翥充覆按使。
绍熙五年孝宗崩，宰相赵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。诏於永思陵下宫之西修盖攒宫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绍兴初，六飞驻越，昭慈圣献皇后上宾，因卜地权殡於会稽上皇村，盖便於修奉也。及卜陵，遂就其侧，并举显肃、宪节二后焉。显仁、高宗继从其兆，则迫隘已甚矣。高宗之葬也，赵子直时守蜀，手疏论会稽攒宫浅薄，可为深忧，宜复祖宗山陵之制。朝论不从。於是自昭慈之西，连用五穴，山势渐远，其地愈卑矣。孝宗将殡，子直为枢密使，建议以攒宫本非永制，实居浅土，蔽以上宫，初期克复神京，奉迁神驾，虽其志甚美，而其事实难。且死者无终极，国家有废兴，岂宜徒徇虚名，以基实祸？识者深以为然。时日官荆大声已卜地思陵之傍，开深五尺，下有泉石（近例神穴深九尺）。按行使赵德老以为土肉浅薄不可用。子直乞改卜，意欲以中军寨为之，而宰相留仲至以为不然。於是德老与覆按使谢子肃附其说，乃命大声改卜於新穴之东，视新穴才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。孙从之为覆按使，还言当少宽时日，别求吉兆。而内廷左右，以上久居丧次，内外不便，皆主速葬之说。乃诏侍从、台谏，限三日集议。议者皆言神穴未安，自合展期改卜。况朝廷礼文，何尝尽循古制，岂必拘七月之期？奏，刘德修所草也。朱晦翁使在经筵，复上奏论台史国音之说不可信。又言：‘今穴视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，则是开至六尺一寸五分即与旧穴五尺之下有水石处高低齐等，如何可开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无水石邪？臣自南来，经由严州及富阳县，其江山之胜，雄伟非常。说者又言临安县乃钱氏故乡，山川形势，宽平邃密，此必有佳处可用，而臣未之见也。窃见近年地理，出於江西、福建为尤盛。望下两路帅臣监司，疾速搜访，量给路费，多差人兵轿马津遣赴阙，令於近甸广行相视。’或谓晦翁之意似属蔡元定、季通也。所谓国音者，盖近世庸妄之说，以五音尽类群姓，而谓冢地向背，各有其宜，以国姓论之，必当用离山坐南向北之地。晦翁谓以礼而言，则死者北首；若以术言，则凡择地者，必论主势之强，弱风气之聚散，水土之浅深，穴道之偏正，力量之全否，然後可以较其地之美恶。政使实有国音之说，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胜之地，然後其术可得而推。若曰其法果验，不可改易，则洛、越诸陵，无不坐南向北，固已合於国音矣，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？疏入不报。其後卒定永阜攒陵於会稽，子直请如故事建陵，台同列又以後丧逾前丧而止，故崇陵亦因之。若成穆、成恭二后，则先葬於赤山，慈懿皇后则殡於南山净慈寺。”
庆元六年，光宗崩，丞相谢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。
按行使、副韩邈、黄鉴言：“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视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系在永阜陵西，永思陵下宫闲地段，委是国音，王气聚秀之地，依得尊卑次序，可以安建。”既而差官覆按，从之。
开禧三年，成肃太后崩，於永阜陵正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