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之患，此则雇衙前之利也。然浮浪之人，家产单薄，侵盗之，必甚於乡差，熙宁以来，多患於此，此则雇衙前之也。然则差衙前之害在私家，而雇衙前之害在官府。若差法必行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；若雇法必用，则官府之有法可止。何者？嘉以前，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，许免其馀色役。今若许雇募衙前，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，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？诸州衙前例得实户，则所谓官府之害，坐而自除。臣窃谓虽三代圣人，其法不能无，是以易贡为助，易助为彻，要以因时施宜，无害於民而已。今差法行於祖宗，雇法行於先帝，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，此三代变法之比也。”
役次之名： 衙前 散从 承符 弓手户 耆户长 壮丁
熙宁雇役所取之钱： 坊场 当役户 坊郭户 官户 女户 单丁 寺观 内坊场系官钱，当役户以下系取之於民，谓之“六色钱”。
取民六色之钱，益以系官坊场钱，充雇役之用，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，熙宁之法也。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，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输差民户，而尽蠲六色之钱，元之法也。然元复差役之初，议者不同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，则所谓雇役者，不特衙前而已也。六色钱虽曰罢徵，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，及单丁、女户、官户，自三等以上，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，馀户下此悉免之，则所谓雇役之钱，元未尝尽除也。自是诸贤於差雇之议各有所主，而朝廷亦兼行之。然熙宁尽除差法，明立雇议，而当时无状官吏，尚且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，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，况元差雇兼行，议论反复，则此免役六色之钱，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，其在民者有时复徵以入官，固其势也。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，从今放免，理在不疑；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，当於雇役乎尽之，然後名正而人服。皆至当之论。
绍圣元年，帝始亲政，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，帝曰：“第行元丰旧法，而减去宽剩钱，百姓有何不便邪？”
右司谏朱勃言：“输钱免役，固有过数多敷者。用钱雇役，有立直太重者。役色之内，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，不必给雇者。苟详为裁省，则人情无有不便。”诏付户部详议。
诏复免役法，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。乡差役人，有应募者可以更代，即罢遣之。许借坊场、河渡及封椿钱以为雇直，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。所输免役钱，自今年七月始。耆户长、壮丁召雇，不得以保正、保长、保丁充代，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。所敷宽剩钱，不得过一分，昔常过数、今应减下者，先自下五等人户始。复置提举官。九月，用户部言，举行元丰条制，以保正、长代耆长，甲头代户长，承帖人代壮丁。
其後，又诏：“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、保长，无得以杂事追保正、副。在任官以承帖为名，占破当直者，坐赃论。所管催督租赋，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，以违制论。”
左正言孙谔言：“役法之行，在官之数，元丰多，元省；虽省，未尝废事也，则多不若省。雇役之直，元丰重，元轻；虽轻，未尝不应募也，则重不若轻。”户部尚书蔡京言：“详谔所论多省、轻重，明有抑扬，是谓元丰不如元，乞行贬黜。”谔坐黜知广德军。
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，户部奏：“京西北路乡书手、杂职、斗子、所由、库秤、拣、掐之类，土人愿就募，不须给之雇直，他路亦须详度施行。”诏从之。
崇宁元年，尚书省言：“民户既输钱免役，岂可复差？前书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，是为差役，非免役也。”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。
二年，臣僚言：“常平之息，岁取二分，则五年有一倍之数。免役剩钱，岁取一分，则十年有一年之备。故绍圣立法，常平息及一倍，免役宽剩及三料，取旨蠲免，以明朝廷取於民者，非为利也。乞诏常平司候丰衍日，具此制奏而蠲之。”
四年，臣僚言：“州县户簿等累经改造，故增减失实。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，不以等第，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钱。”户部尚书许几言：“州县户众而役少，则敷钱止於第三等；或户少而役多，则均及四、五等。今若不计家业税钱，不用等第，概以田亩均敷役钱，则失输钱代役之意。”其议遂格。
宣和元年，臣僚言；“役钱一事，神宗首防官户免多，特责半输。今比户称官，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，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，下户於常赋之外，又代官户减半之输，岂不重困？”诏：“非泛补官者，输赋、差科、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，已免者改之。进纳人自如本法。”
高宗建炎二年，臣僚言：“官户役钱，旧法比民户减半。今来诏置弓手，以御暴防患，官户所赖犹重，欲令官户役钱更不减，而民户比旧役钱量增三分，专椿管以助养给。”从之。
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，及立保甲，则椿庸钱以助给费。未几，废保甲，复户长，而庸钱不复给，遂拘入总制窠名焉。
臣僚言：“州县保正、副，未尝肯请雇钱，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