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曰：大德必得其寿，舜年百有十岁是也。则寿之理，亦视其德之盛衰为何如耳！朕愿后世之为君者，无惑于神仙之说，而第求之无逸之旨，则身与天下皆蒙其福矣。
圣祖阅史至司马光上宋仁宗札子曰：司马光立朝行己，正大和平，无几微之可议，不只冠有宋诸臣，求之历代，亦不可多得。其论君德有三，曰仁、明、武。治道有三：曰任官；信赏必罚；要言至理。可书丹座右，万世不易也。
圣祖阅史至宋高宗作损《齐论》曰：宋高宗以损《齐论》，自是清心寡欲之意。第当其时，正宜奋励有为，非仅淡泊谦，可以恢复大业，即此一端观之，知其优游苟且，而无振作之志矣。
圣祖讲筵绪论曰：尝观明仁宗宣宗时，用法皆术宽平。每思人君承天子民，时育万物，自当以宽厚为本，始可成敦裕之治，但不可过于纵驰，所贵乎宽而制耳。
论曰：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，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，何患见之不广？
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，则知自用则小者，正与之相反矣。
论曰：临民以主敬为本。昔人有言，一念不敬，或贻四海之忧；一日不敬，或以致千百年之患。《礼记》首言毋不敬。《五子之歌》，始终皆言谨慎。大抵诚与敬，千圣相传之学，不越乎此。
论曰：古人有言，反经合道谓之权：先儒已有论其非者，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，权衡轻重，随时斟酌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，此即所谓权也，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？
论曰：古人纪一事，当观其要旨所在。如郭隗市骏之语，见求士不可以不诚。甘茂投杼之言，见任人不可以不信。此要领处，尤不可不知也。
论曰：今人沿于明季陋习，积渐日深，清操洁已。难言之矣。职守亦多至旷怠，罕能恪勤。朝廷良法美意，往往施行未久，即为丛弊之也。常欲化道转移，每患积习之难去也。
圣祖庭训曰：人惟一心起为念虑，念虑之正与不正，只在顷刻之间，若一念之不正，顷刻而知之。即从而正之，自不至离道之远。《书》曰：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一念之微，静以存之，动则察之，必使俯仰无愧，方是实在工夫。是故古人治心，防于念之初生。情之未起，所以用力甚微，而收功甚巨也。
训曰：世人皆好逸而恶劳，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，若安于逸，则不惟不知逸，而遇劳即不能甚矣。故《易》有云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由是观之，圣人以劳为福，以逸为祸也。
训曰：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，必身先之可也。《大学》有云：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诸已而后非诸人。特为身先而言也。
训曰，孔子云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诚为政之至要。朕居位六十余年，何政未行？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，我知之确，即当行之。在彼小人，惟知目前侥幸，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。凡圣人一言一语，皆至道存言。
训曰：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。然有一等事，如此似乎可行，又有不可行之处。有一等事，如此似乎不可行，又有可行之处。若此等事，在以义理揆之，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。是故孔子云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此。
训曰：天下事物之来不同，而人之识见亦异。有事理当前，是非如睹，出平日学所至，不待拟议而后得之，此素定一识也。有事变攸来，一时未能骤为，必待深思而后得之，此徐出之识也。有虽深思不能得，合众人之心思，其间必有一当者，择其是而用之，此取资之识也。此三者，虽圣人亦然。故周公有断日之思。而尧舜亦曰：畴咨稽众，惟能竭其心思，能取于众，所以为圣人耳。
训曰：凡理大小事务，皆当一体留心。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，以事虽小而不防之，则必渐大，渐而不杜，必至于不可杜也。
训曰：孟子云：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朕即位多年，虽一时一刻，此心不放，为人君者，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，则天自佑之。
训曰：国家赏罚治理之柄，自上操之，是故转移人心，维持风仕。善者知劝，恶者知惩。所以代天宣教，时亮天工也。故爵曰天职，刑曰天罚。明乎赏罚之事，皆奉天而行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。《韩非子》曰：赏有功罚有罪，而不失其当，乃能生功止过也。《书》曰：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懋哉！盖言爵赏刑罚，乃人君之政事，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。
训曰：曩者三逆未叛之先，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，内中有言当迁者，有言不可迁者。然在当日之势，迁之亦叛，即不迁亦叛，遂定迁藩之议。三逆既叛，大学士索额图奏曰，前议三藩当迁者，皆宜正国法。朕曰，不可。廷议之时，言三藩当迁者，朕实主之。今事至此，岂可归过于他人？
时在廷诸臣，一闻朕旨，莫不感激涕零，心悦诚服。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，矧军国大事，而肯卸过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