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丹得其道，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，通好如一家，设险何与焉？不然，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，岂无黄河为阻，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？」太后曰：「且熟议。」
明日，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，且曰：「北流数年未为大患，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，先事回改；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，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，遂兴灵武之师也。臣闻孔子论为政曰：'先有司。'今水官未尝保明，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，他日败事，是使之得以藉口也。」
存、宗愈亦奏：「昨亲闻德音，更令熟议。然累日犹有未同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。臣等本谓建议之人，思虑有所未逮，故乞差官覆按。若但使之结罪，彼所见不过如此，后或误事，加罪何益。臣非不知河决北流，为患非一。淤沿边塘泊，断御河漕运，失中国之险，遏西山之流。若能全回大河，使由孙村故道，岂非上下通愿？但恐不能成功，为患甚于今日。故欲选近臣按视：若孝先之说决可成，则积聚物料，接续兴役；如不可为，则令沿河踏行，自恩、魏以北，塘泊以南，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，不必专主孙村。此亦三省共曾商量，望赐详酌。存又奏：「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。导河者顺水势，自高导令就下；塞河者为河堤决溢，修塞令入河身。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。」于是收回戊戌诏书。
户部侍郎苏辙、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。辙大略言：
黄河西流，议复故道。事之经岁，役兵二万，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。方河朔灾伤困弊，而兴必不可成之功，吏民窃叹。今回河大议虽寝，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。今小吴决口，入地已深，而孙村所开，丈尺有限，不独不能回河，亦必不能分水。况黄河之性，急则通流，缓则淤淀，既无东西皆急之势，安有两河并行之理？纵使两河并行，未免各立堤防，其费又倍矣。
今建议者其说有三，臣请折之：一曰御河湮灭，失馈运之利。昔大河在东，御河自怀、卫经北京，渐历边郡，馈运既便，商贾通行。自河西流，御河湮灭，失此大利，天实使然。今河自小吴北行，占压御河故地，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，何由复见？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。二曰恩、冀以北，涨水为害，公私损耗。臣闻河之所行，利害相半，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，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。况故道已退之地，桑麻千里，赋役全复，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。三曰河徙无常，万一自契丹界入海，边防失备。按河昔在东，自河以西郡县，与契丹接境，无山河之限，边臣建为塘水，以捍契丹之冲。今河既西，则西山一带，契丹可行之地无几，边防之利，不言可知。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，则海口出契丹界中，造舟为梁，便于南牧。臣闻契丹之河，自北南注以入于海。盖地形北高，河无北徙之道，而海口深浚，势无徙移，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。
臣又闻谢卿材到阙，昌言：「黄河自小吴决口，乘高注北，水势奔决，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。朝廷若以河事付臣，不役一夫，不费一金，十年保无河患。」大臣以其异已罢归，而使王孝先、俞瑾、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。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，故假契丹不测之忧，以取必于朝廷。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，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。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，来岁勿调开河役兵，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，不至阿附以误国计。
肇之言曰：「数年以来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灾伤，今岁河北并边稍熟，而近南州军皆旱，京东、西、淮南饥殍疮痍。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，止令修治旧堤，开减水河，亦须调发丁夫。本路不足，则及邻路，邻路不足，则及淮南，民力果何以堪？民力未堪，则虽有回河之策，及梢草先具，将安施乎？」
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，亦以为东流高仰，北流顺下，决不可回。即奏曰：
往者王令图、张问欲开引水签河，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。议者疑焉，故置官设属，使之讲议。既开撅井筒，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，顾临、王孝先、张景先、唐义问、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。而孝先独叛其说，初乞先开减水河，俟行流通快，新河势缓，人工物料丰备，徐议闭塞北流。已而召赴都堂，则又请以二年为期。及朝廷诘其成功，遽云：「来年取水入孙村口，若河流顺快，工料有备，便可闭塞，回复故道。」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。回河事大，宁容异同如此！盖孝先、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，未有指拟，见买数计，经岁未及毫厘，度事理终不可为，故为大言。
又云：「若失此时，或河势移背，岂独不可减水，即永无回河之理。」臣等窃谓河流转徙，乃其常事；水性就下，固无一定。若假以五年，休养数路民力，沿河积材，渐浚故道，葺旧堤，一旦流势改变，审议事理，酾为二渠，分派行流，均减涨水之害，则劳费不大，功力易施，安得谓之一失此时，永无回河之理也？
四年正月癸末，百禄等使回入对，复言：「修减水河，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，计五百三十万工，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、石、匹、两，收买物料钱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