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饰惟宜。朝裙，片金缘，上用绿缎，下石青行蟒P缎，皆正幅，有襞积。吉服冠，顶用青青金石。蟒袍通八蟒，皆四爪。余皆如三品命妇。五品命妇朝冠，顶镂花金座，中饰小蓝宝石一，上衔水晶。吉服冠，顶用水晶。余皆如四品命妇。六品命妇朝冠，顶镂花金座，中饰小蓝宝石一，上衔砗磲。吉服冠，顶用砗磲。余皆如五品命妇。七品命妇朝冠，顶镂花金座，中饰小水晶一，上衔素金。吉服冠，顶用素金，蟒袍通五蟒，皆四爪。余皆如六品命妇。
诏定官民服饰
国朝冠服，纯用辽、金、元遗制，论者皆能言之。而太祖即位盛京，已有旨更定章服。世祖初定鼎时，尚沿明制。顺治丁亥，谕范文程、刚林、祁充格曰：「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，今尔衙门较前改大，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。」
国初，牧令之坐堂及下乡也，亦袭明代衣冠之旧。盖不如是，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，抗不服从耳，后始以渐改革。
是年十一月，复诏定官民服饰之制，削发垂辫。于是江苏男子，无不箭衣小袖，深鞋紧袜，非若明崇祯末之宽衣大袖，衣宽四尺，袖宽二尺，袜皆大统，鞋必浅面矣。即幼童，亦加冠于首，不必逾二十岁而始冠也。
国初，人民相传，有生降死不降，老降少不降，男降女不降，妓降优不降之说。故生必从时服，死虽古服无禁；成童以上皆时服，而幼孩古服亦无禁；男子从时服，女子犹袭明服。盖自顺治以至宣统，皆然也。犹不解妓降优不降之说，及国初秀才、举人之犹服明服耳。
高宗仁宗垂意服饰
高宗在宫，尝屡衣汉服，欲竟易之。一日，冕旒袍服，召所亲近曰：「朕似汉人否？」一老臣独对曰：「皇上于汉诚似矣，而于满则非也。」乃止。
或曰，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尝劝高宗用明代服饰，高宗曰：「我辈若宽衣大袖，则左佩弓，右挟矢，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，挺身突入，能御之乎？我国士卒初有几何，因娴于骑射，所以野战则克，攻城则取，天下盛称我兵，曰立则不动摇，进则不回顾也。」
列朝鉴于北魏之崇效汉俗，因以自弱，故力欲保存其固有尚武之俗。康熙以后，八旗子弟渐有不习骑射即于文弱者。圣祖迭加申饬，垂为厉戒，后且及于妇女。干隆己卯，高宗谕曰：「此次阅选秀女，竟有仿汉人妆饰者，实非满洲风俗。在朕前尚尔如此，其在家，恣意服饰，更不待言。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，断不可任意妆饰。」此一事也。乙未又谕曰：「旗妇一耳带三钳，原系满洲旧风，断不可改节。朕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，皆带一坠子，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，则竟非满洲矣，立行禁止。」此又一事也。嘉庆甲子，仁宗谕曰：「今镶黄旗汉军应选秀女，内缠足者竟至十九人，殊为非是。此次传谕后，仍有不遵循者，定将秀女父兄照违制例治罪。」此又一事也。
服饰沿革
国初，袍褂有用红绿组绣者。其后吉服用绀，素服用青，无他色矣。康熙朝花样，有富贵不断、江山万代、历元五福诸名目，又有暗纹蟒服，如宫制蟒袍而却组绣者。袍褂皆用密线缝纫，行列如绘，谓之实行。袖间皆用熨折如线，满语名曰赫特赫。后惟蟒袍尚用之，他服则无之矣。
燕居无着行衣者。自傅文忠公征金川归，喜其便捷，名得胜褂，其后无论男女，燕服皆着之。色料初尚天蓝，干隆中，尚玫瑰紫，末年，福文襄王好着深绛色，人争效之，谓之福色。嘉庆时，尚泥金色，又尚浅灰色。夏日纱服皆尚棕色，贵贱皆服之。衬服初尚白色，嘉庆时，尚玉色，又有油绿色，国初皆衣之，殆沿前代绿袍之义。高宗恶其黯然近青色，禁之。嘉庆时，优伶皆用青色倭缎、漳绒等缘衣边，以为美饰，如古深衣。奴隶辈皆以红白鹿革为背子。
士大夫燕居，皆戴便帽，其制如暖帽而窄其檐，上用红片锦或石青色，缘以卧云，如葵花式，顶用红绒结，顶后垂红缦尺余，老少贵贱皆冠之。惟老人夏日畏早凉，用青缎缝纫衬凉帽下，如帽头状，初不以为燕服也。至毡帽之尚沿明式，皆农夫、市贩之服，人皆贱之。嘉庆时，盛行帽头，蟠金线组绣其上，且有以明珠、宝石嵌之者，如古弁制，惟顶用红绒结顶，稍异耳。士大夫皆冠之。春秋间徜徉市衢，欲求一红缨缀冠者，未易见。毡帽，则以细毯为之，檐用紫黑色，或有缀金线蟠龙为饰者，非复往日朴素，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。往日便帽之制，不复G矣。
大内之服饰
后、妃、主位以及宫眷之常衣，皆窄袖长袍，髻作横长式，可尺许，俗所谓把儿头者是也。
江浙人之服饰
江、浙之服饰，不仅大异于北，即在南方，亦为特殊。苏州风俗浇薄，康熙时之服饰，奇邪已甚，时有作吴下谣者，可想见之。谣云：「苏州三件好新闻，男儿着条红围领，女儿倒要包网巾，贫儿打扮富儿形。一双三镶袜，两只高底鞋，到要准两雪花银。爹娘在家冻与饿，见之岂不寒心？谁个出来移风易俗，唤醒迷津，庶几可以辟邪归正，反朴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