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，在乎因时而补救之。苏轼有言：「观人之道，在于知人。知人之道，在于责实。」盖能责实，则虽由今之道，而振作鼓舞，人才自可奋兴.若专务循名，则虽高言复古，而法立弊生，于造士终无所益。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，此正不责实之过耳。大凡宣之于口，笔之于书者，皆空言也，何独今之时文为然？且夫时文取士，自明至今，殆四百年，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，非不欲变，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。且就此而责其实，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，而未可一概訾毁也。盖时文所论，皆孔孟之绪余，精微之奥旨，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。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，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、唐顺之、瞿景淳、薛应旗等，以及国初诸名人，皆寝食经书，冥搜幽讨，殚智毕精。殆于圣贤之义理，心领神会，融洽贯通，然后参之经、史、子、集以发其光华，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，而后可称为文，虽曰小技，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，未尝不出于其中。至于奸邪之人，迂懦之士，本于性成，虽不工文，亦不能免，未可以为时艺咎。若今之剿袭腐烂，乃是积久生弊，不思力挽末流之失，而转咎作法之凉，不已过乎？即经义表判策论，苟求其实，亦岂易副？经文虽与《四书》并重，而积习相沿，慢忽既久，士子不肯专心肄习，诚有如舒赫德所云「数月为之而有余」者。今若着为令曰「非工不录」，则服习讲求，为益匪浅，表判策论，皆加核实，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，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，必有论古之识、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，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。凡此诸科，内可以见其本源之学，可以验其经济之才，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？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？必变今之法，行古之制，则将治宫室，养游士，百里之内，置官立师，狱讼听于是，军旅谋于是，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，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。又况人心不古，上以实求，下以名应。兴孝，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；兴廉，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。相率为伪，其弊尤繁。甚至借此虚名以干取，及乎莅官之后，尽反所为，至庸人之不若，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，又何益乎？若事无大更改，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，则论策今所见行，表者赋颂之流，是诗赋亦末尝尽废.至于口问经义，背诵疏文，如古所谓帖括者，则又仅可以资诵习，而于文义多致面墙，其余若三传科、史科、名法、书学、算学、崇文、宏文等，或驳杂芜纷，或偏长曲技，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。则莫若惩循名之失，求责实之效，由今之道，振作补救之为得。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，所降谕旨，纤悉毕照，司文衡职课士者，果能实心仰体，力除积习，杜绝侥幸，将见数年之后，士皆束身《诗》、《礼》之中，潜心体用之学，文风日甚，真才日出矣。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，至于人之贤愚能否，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。故立法取士，不过如是。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，无俟更张定制为也。」
考试改策论光绪戊戌五月，德宗命自下科为始，乡、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《四书》文者，改试策论。
考试复用四书文光绪戊戌八月，德宗奉孝钦后懿旨，命各项考试，仍用《四书》文、试帖、经文、策问。
考试用策论光绪辛丑七月，德宗命自明年为始，乡、会试等均试策论，不准用八股文程序。
废科举自日俄战役告终，日本遣外相小村寿太郎至我国议约，朝命袁世凯与议.乃密陈孝钦后，谓宜乘日俄之惫，亟变法以图强。孝钦韪之。时端忠愍公方为湖南巡抚，入觐，倡废除科举制，孝钦遂下诏废科举，设学堂，时光绪乙巳七月也。盖乡、会试及各省岁科生童考试，至是均一体停罢矣。
时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政府，遇事模棱，不置可否，独于废科举一事，则力阻之。而张文襄公之洞方自鄂督入朝，留京师，亦力谋废科举.荣文忠公禄当国，张言于荣，荣自以非出身科目，不敢力主废.王谓：「老夫一日在朝，必以死争之。」及王出枢垣，端又以江督入觐，乃约张联衔上疏，遂得请。后乃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，科举仍未绝也。然张以力倡废科举，而光绪甲辰会试，其侄倭质漓庖院虿沟乐薪士，欲请归原班，张乃一日五电，责其必取馆选焉。留学生殿试授官，亦张在枢府时力主行之。
和尚之孙应举文和尚，名果，字园公，衡山裔也。圣祖南巡见之，命入京师，居玉泉精舍，宠眷殊厚。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，上问何事来此，和尚奏曰：「来此应举.」上曰：「应举即不应来见。」盖防微杜渐，虑其希望非分之恩宠也。
潘襄易名应试上海潘明经襄于十三岁入庠，十七岁食廪饩，年方壮，序贡赴都，两任教职，一署县篆。六十后罢官归，久之，家贫落魄。年逾古稀，忽易名应童子试，复三入棘闱，寿八十三矣。手抄口诵，锐气不衰，或叩其故，曰：「吾闻登科第者，须仗慧根。今生总无成，冀来生或当早达耳。」
谢金圃各项考试之得士嘉善谢金圃侍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