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人至京者，以多艺名，出鄂人上，且名变换音节之处，故以徽调称.实则徽固无调，犹北方不产茶而善于熏制，故京茶转有名也。初时能者皆真徽人，其后都人学之而善，徽人遂至绝迹，故南人转谓之京调，犹外人改造土货称为洋货者是也。皮黄盛于京师，故京师之调为尤至，贩夫竖子，短衣束发，每入园聆剧，一腔一板，均能判别其是非，善则喝彩以报之，不善则扬声以辱之，满座千人，不约而同。或偶有显者登楼，阿其所好，座客群焉指目，必致哗然。故优人在京，不以贵官巨商之延誉为荣，反以短衣座客之舆论为辱，极意矜慎，求不越矩，苟不颠踬于此，斯谓之能。故京师为伶人之市朝，亦梨园之评议会也。虽光绪庚子以后，风已稍替，而老成矩E，知者犹多。若外埠之立异呈奇，固多有不待终场而去者矣。能使人不去者，谓之挂座。能于末出登场而人皆耐而相待者，谓之压僮印僮诱撸武剧也。武剧能恋人，而欲以唱工加胜武剧，以征观者之去留，非有真技足以动人者，不敢尔也。
文宗提倡二黄
文宗在位，每喜于政暇审音，尝谓西昆音多缓惰，柔逾于刚，独黄冈、黄陂居全国之中，高而不折，扬而不漫。乃召二黄诸子弟为供奉，按其节奏，自为校定，摘疵索瑕，伶人畏服。咸丰庚申之乱，京师板荡，诸伶散失。穆宗嗣位，乃更复内廷供奉焉。
先是，京师诸伶多徽人，常以徽音与天津调混合，遂为京调.然津徽诸调，亦均奉二黄音节为圭臬，脚本亦强半相同，故汉津徽调皆可通。文宗后益有取于汉黄，而诸人固能合众长为一者也。
昆曲戏与皮黄之比较
昆剧之为物，含有文学、美术 「 如《浣纱记》所演西子之舞。」 两种性质，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。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，以无他种之戏剧起而代之耳。自徽调入而稍稍衰微，至京剧盛而遂无立足地矣。此非昆剧之罪也，大抵常人之情，喜动而恶静，昆剧以笛为主，而皮黄则大锣大鼓，五音杂奏，昆剧多雍容揖让之气，而皮黄则多《四杰村》，《（虫八）蜡庙》等跌打之作也。
徽调戏
徽调源于汉调，初流行于皖、鄂间，其后桐城、休宁间人变通而仿为之，谓之徽调.当承平时，桐城人官京师者，济济有众，乡音流入，殆亦有年，必不始于咸、同之世，然初仅一二杂剧，自立分支，后以昆曲式微，弋调不足以独立，是调聆音易解，高朗悦人，都人嗜者日多。皖、鄂又不梗于戎马，入都者众，而程长庚亦挟技入都，于是始有徽调.其初行时，谨守绳墨，不能恣意豪放。继而改用胡索，二黄之声大振，奏琴好手亦应时而出，而昆曲转黯淡无闻矣。
咸、同之际，京师专重徽班，而其人亦皆兼善昆曲，故徽班中专门名词亦往往杂以吴语，如呼减短速唱曰马前，呼纨F学唱曰洋盘之类，至今剧界犹沿其称.而北地无此名词，故不能通其义，益杂糅于苏斑之旧称，遂成为专门之谜语矣。
其时徽斑有四，四喜、三庆、和春、春台是也。评骘者于四喜曰曲子，以其春容大雅，不为淫哇之声也。于三庆曰轴子，以其所演皆新排近事，连日接演也。于和春曰把子，每日亭午必演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诸剧，工技击者，各出其技，以悦人也。于春台曰孩子，以其诸郎皆夭夭少好也。
又有谓四喜、三庆、春台、嵩祝为四大徽班者。三庆得名最早，乾隆庚戌，高宗八旬万寿，入都祝厘，时称三庆徽，是为徽班鼻祖。后乃省去徽字，称三庆班。四喜在嘉庆时亦有声，《都门竹枝词》云：「新排一出《桃花扇》，到处哄传四喜班。」嘉庆庚辰，春台无故散去，七月，仁宗崩。
嵩祝班声价之隆，亦不亚于三庆、四喜、春台，当时堂会必演四大斑，足征嵩祝之驰名一时矣。其后以不能自存，部中人始稍稍散去。好事者乃复召集后进子弟，别为一队，曰小嵩祝部，中皆乳燕莺雏，呢喃学语，当筵顾曲，聊资笑噱而已。
秦腔戏
戏曲自元人院本后，演为曼绰、弦索二种.弦索流于北部，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，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，陕西人歌之为秦腔。秦腔自创始以来，音皆如此，后复间以弦索，实与昆曲同体，惟多商声，故当用竹木以节乐，俗称梆子，与昆曲之仅用绰板定眼者略异也。
或曰，北派之秦腔起自甘肃，今所谓梆子者则指此，一名西秦腔，即琴腔。盖所用乐器，以胡琴为主，月琴为副，工尺咿唔如语.乾隆末，四川金堂魏长生挟以入都，其后徽伶悉习之。然长生所歌为山陕梆子，非甘肃本腔，故或又称山陕调为秦腔，称甘肃为西腔。其后稍加变通，遂有山陕梆子、直隶梆子之别.直隶梆子又分别之曰京梆子，曰天津梆子。
或曰，秦腔于明季已有，以李自成之事证之，则其兴固在徽调以前也。京师昔与徽调分枝，绝不相杂.同、光之际，以义顺和、宝盛和两部为最有名。此调有山陕调、直隶调、山东调、河南调之分，以山陕为最纯正，故京师重山西班。义、宝两部，皆号称山陕者也。直东人善唱者，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