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以求近效。太宗则行吾之仁义，持之不变，为之益力，而不求乎近效。终于斗米三钱，行不赍粮，夜户不闭，岁断死罪二十九，则太宗有以缓之也。盖恭俭仁义乃其为治之地，而行之以久者，乃其所以致效。
若夫武帝则不然。不施仁义，而切切于慕唐虞。其求治固甚锐也，公孙弘进“期年尚迟”之说以诱之，而武帝之心益荒。卒之海内虚耗，悔无可及，而唐虞之治益远。玄宗则又不然。不得治本，而急急于致太平。其责治何太早也！李石进日久月长之说以坚之，而帝之意已倦。卒之开元之治，日不逮前，而太平之功益难。吁！朝为贾而夕冀巨万之获，耕者未卒岁而乃求仓箱之积。为治不能迟之以岁月，而乃惑于苟且之说、速成之计。吾固知武帝、玄宗之治戛戛乎其无验也。
九十一 从事其小而忘其大
为国者，不可从事于其小而忘其大者也。天下之事，小者固不可以不究心也。然必究心于其大而后及其小，则所行为得体。拘拘于其小者，而大者未尝过而问，吾恐其小者之所得，不足以补其大者之所损矣。民之生固不可伤也。世之人君，知民生之不可伤，则不过重于刑而已。至于穷兵黩武之事，则快心为之而不恤。是岂真能不伤民也耶？国之用固不可以不节也。世之人君，知国用之所当节，则不过俭于服色之末而已。至于滥官冗兵之费，则视以为常而不怪。是岂真能不伤财也耶？梁武帝号为恭俭，一冠三载，一衾三年，食一瓜为十数种，治一菜为十数味，则帝非不俭也；然广造塔庙，穷极土木。吾恐武帝之俭，俭于小者也。此省费息民，所以不能禁贺琛之言。唐太宗以人命至重，每决死囚则五覆奏，下诸州则三覆奏。太常不举乐，尚食彻酒肉，则帝非不爱民也；然频岁东征，委民锋镝。吾恐太宗之爱，爱其小者也。此无罪之士，肝脑涂地。所以不能已（九龄）〔褚遂良〕之谏。
昔者读《诗》至于《魏国风》，见其以葛屦而履霜，以园桃而充，其逸于贫瘠而安于俭陋也，亦甚矣！然考《伐檀》之诗，则曰：“在位贪鄙，无功而受禄。”失国家之重费，莫大于爵禄之及人。今魏乃不节无功之禄，而区区然计服食之末，是其俭岂得为中礼耶？诗人疾而刺之，以为俭啬褊急，而附《伐檀》于《魏国风》之末。其意深矣！
三年之服不能行，而缌麻、小功之丧则致其察；放饭流不能知，而齿决之礼则致其问。
汉武帝有意于慕古。然唐虞画衣冠而民不犯，帝之所自知也；而任用张、赵，穷治刻滑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，帝一见之则快心胡越，用师三十余年。岂非从事其小而忘其大乎？
九十二 为治当先立其在我
执疑似之谋以求治者，必无一定之说；怀迁就之心以致治者，必无可致之功。自中古以还，欲治之主，谁不欲措斯世于帝王之盛。然每旰食而焦劳、临朝而太息，切切焉忧治道之愈邈。何也？天下之事，惟不可与泛然者言之也。说固一定于此，与泛者言之，则疑似足以惑人之听。治固可至于此，而泛者为之，则迁就足以变人之心。故夫人君之治天下，则亦当先为之立其在我而已。
汉文帝恭俭之说，是文帝在我者之先立也。文帝惟立是说于胸中，持之以不息，安之以不变。是故陈武建征伐之义，害恭俭者也，帝则曰：“念不到此也。”贾生陈改易之说，疵恭俭者也，帝则曰：“未遑也。”郡国有乘传之奸，而帝不问；侯王有僭拟之罪，而帝不诛。治效益邈，而帝之恭俭益固。卒之海内富庶，兴于礼义，则吾前日恭俭之致也。由是观之，文帝之恭俭，非泛然者。
唐太宗仁义之说，是太宗在我者之先立也。太宗惟立是说于胸中，持之以不息，安之以不变。是故封伦进刑罚之说，反仁义者也，则却之而不顾；权万纪献言利之策，败仁义者也，则斥之而不用。术不以御臣下，而待以诚；法不以止盗，而抚以仁；治不加进，而帝之仁义益力。未几，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。则吾前日仁义之致也。太宗之仁义，非泛然而无所就者也。
古之善致天下之治者，其不敢以轻心处之，而坚其在我以安其自成者，盖如此。议论不出于己，而出于人，则没世无成说；道学不得于己，而得于人，则终身无特见；谋画不断于己，而断于人，则百计无成功。天下之事，固不可无所立于（此）〔己〕也。不立于己而信于人，轻听其说而尝试为之，未有不败事者。嗟夫！适千里者，不先聚粮，而假贷于涂之人；治病不得其所当用之药，而百品皆试于侥幸一物之中。天下固有是理哉！
汉初之治，与民休息。其言治者曰：“贵清净。”及其弊而欲振之也，则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。”而其佐治者则曰：“奉行故事。”。是汉人之先立先定，而逆为数十百年之计者也。至其间条目类例不可预决，随治而随新之，以备汉之治者。虽日计之，不害也。
唐初之治，曰：“行仁义”。其言治者曰：“帝王之道，顾所行。”及其弊而欲振之也，则曰：“刚明果决。”而其议于后者则曰：“先自治。”是唐人之先立先定，而逆为数十百年之计者也。至其间条目类例不可预决，随治而随新之，以备唐之治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