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也。而晏子不拒焉，乃因以“省耕”、“省敛”之说而告之。则是景公于游观之中，而有赈民之实矣。齐宣王言于孟子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货。”是言也，宣王之失也。而孟子不却焉，乃因以“居者积仓，行者裹粮”之说而告之。则是宣王于好货之中，而有足民之实矣。不拒其游观，而因诱之以赈民；不却其好货，而因诱之以足民。彼之说不废，吾之说自行于其间。其名曰顺君，其实则谏君。古之人因事而谏君于善，大抵如此。
吾尝怪鲁隐公矢鱼之行，而臧僖伯之不善谏其说。以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夫隐公之志不可回，则僖伯之谏决不可入。孰若姑从其行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之意，则在公为易从，在吾为易入。又焉用绝其嗜好，而欲独行吾之说哉？君子曰：“臧僖伯之谏矢鱼，不如晏子之不谏游观、孟子之不谏好货。”惠帝尝出游离宫，通曰：“古者有春尝果，方今樱桃熟可献，愿陛下出，因取樱桃献宗庙。”上许之。通之术，即二子之术也。太宗作层观以望昭陵。尝引魏徵同登，使观之。徵熟视曰：“臣昏，不能见。”帝指示之。徵曰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则固见之矣。”帝泣为毁观。徵之术，亦二子之术也。离宫之游不必却，而因使之献宗庙；层观之登不必谏，而因使之念献陵。不逆乎君之志，不废乎吾之说。
八十六 事变常出于所不忧
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，何也？所忧者，非其所以乱与亡；而其所以乱与亡者，常出于不忧也。盖尝以汉事观之：方高帝之世，天下既平矣。当时之所忧者，韩、彭、英、卢而已。此四王者，皆不能终高帝之世，相继仆灭而不复续。及至吕氏之祸，则犹异姓也。吕氏既灭矣，而吴楚之忧，几至亡国。方韩、彭、吕氏之祸，惟恐同姓不蕃炽昌大也；然至其为变，则又过于异姓远矣。文景之世，以为诸侯分裂破弱，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。至于武帝，诸侯之难少衰，而匈奴之难方炽，则又以为天下之忧，止于此矣。又昭、宣、元、成之世，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，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。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者，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。
世祖既立，上惩韩、彭之难，中鉴七国之变，而下悼王氏之祸，于是尽侯诸将，而不任以事；裁减同姓之封，而黜三公之权。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。及其衰也，宦官之权盛，而党锢之难起。士大夫相与扼腕而游谈者，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，则天下犹可以无事。于是外召诸将，内胁其君，宦官既诛无遗类，而董卓、曹操之徒，亦因以亡汉。
汉之忧者凡六变，而其乱与亡，辄出于所不忧，而终不可备。由是言之，治乱存亡之势，如长江大河，日夜推移而莫知终穷。故夫圣人之为天下不恃吾，有尽变而有无变之道。仁义以本之，纪纲法度以维持之，深恩厚泽以培养之。安居无事之时，深感固结斯民之心于法令之外，使其子孙后世，有以凭藉扶持，而不遽以陵迟者，如斯而已。至于详禁而曲说，形索而计取，圣人所不为也。虽然，物莫不有所先。础先雨而润，钟先霁而清，灰先律而飞，蛰先寒而闭，蚁先涝而徙，鸢先风而翔。阴阳之气，浑沦磅礴于覆载间，而一物之微，先见其几。彼天下之变虽无常，而英雄桀猾之状虽无尽，然其形之所兆，其端之所萌，亦岂无有先之者邪？是故诸侯之逼，晁错能言之；匈奴之强，贾谊能言之；王氏擅命之渐，刘向能言之。惜乎汉世人主，不能阴察默窥、销患于未然、弭祸于无形耳。
八十七 为天下者使后可继
治天下者，不尽人之财，不尽人之力，不尽人之情。是三者可尽也，而不可继也。彼治天下者，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，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。为万世之计，而于力、于财、于情皆使之不可继，则今日尽之，将如来日何？今岁尽之，将如来岁何？今世尽之，将如来世何？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足以尽榷天下之利，而每使之有余财；非不知闾左之戍足以尽括天下之役，而每使之有余力；非不知钩距之术足以尽天下之诈，而每使之有余情。其去彼取此者，终不以一时之快，而易万世之害也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汉文是也。露台惜百金之费，后宫无曳地之衣。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。匈奴三入而三拒之，未尝敢穷兵出塞。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。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；张武受赂，赐以金钱。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。以其所余，贻阙子孙。凡四百年之汉，用之而不穷者，皆文帝之所留也。及至武帝，好大而心劳，功多而志广。材智勇敢之臣，与时俱奋。桑弘羊之徒，算舟车，告缗钱，以罔天下之财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，自我始取之也。卫青之徒，绝大漠，开朔方，以竭天下之力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举，自我始举之也。张汤之徒，穷根柢，究党与，以尽天下之情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，自我始察之也。取文帝之所不能取，举文帝之所不能举，察文帝之所不能察，则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，果胜文帝耶？此段内，自“于力、于财”以下，至于下段“世之议者”，旧本误在后卷首篇，“方内人宁，靡有兵革”之下，雍谨刊正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