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，所作尚活，心云全是死笔。余以为学晋唐书不易藏拙，写魏碑最可欺人，欲以藏拙欺人，任习一二种魏碑，便无不可，否则未得窥其法门，总不可遽语高深。或教先从魏晋入手，或先习篆隶，此法陈义过高者也。昔吾乡谭复堂先生教子弟，辄先以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，其子亦能信口而道，实乃一无所有，能述庭训耳。学书而先篆隶，亦犹是矣。且余以为今通以汉之八分为隶书，其于真书尚为高曾矩酰若篆书实为祧祖矣。或以为篆书欲得其圆劲，学隶书欲得其方劲，其实得使笔之法，方圆自然而致也。学隶书于结构间架犹可取法，篆书则石鼓、秦公敦小具格律，其他布置随情，当时书者，本非秘阁通才，艺林供奉，率尔下笔，但循规矩，犹之魏碑竟有类匠人所作者。昔余友张孟劬赠余唐高宗“辛未伊州塑匠马报远书天请问经”，审其笔法，与六朝名书实无区别，特艺不精，不足登于书林耳。然则在昔流俗作书，犹有渊源，如今文人学士，不晓书道，继习禹碑，亦复何裨。故余以为今欲学书，先受书法，次作临摹，临摹首求真迹，真迹难得，则今之照相本善影本其次也。然真迹之出钩摹者，亦犹可观，以其虽出钩摹，犹循真迹笔法也，然亦惟唐人钩摹者可观耳。若钩摹本之照相本影本，便存匡廓，无笔法可得矣。至于石刻本已不啻影本，苟非善刻，又非善拓，不如不习，不习犹保其璞，田地干净，下种便易，且得良好收获也。临摹之道，则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一云：“学书妙在神摹，神摹之法，将古人真迹置案间，起行绕案，反覆远近不一观之，必已得其挥运用意处，若旁立而视其下笔者。然后以锐师进之，即未授首，亦直迫城下矣。”此说可取。余小时读书杭州宗文义塾，一夜有同学之年皆逾冠者，相聚斗书，同作一“九”字，而余竟得最胜，以余尝得遗箧中一《九成宫》照相本临摹熟习也。后学一赵书某碑，亦临摹能得其似，然彼时对本笔笔照摹，无异初学书时影写朱字帖也。其后薄书不学，及复喜书，遂不事临摹而爱观名迹，然不知作书有笔法也。从余直观觉如何是美者，便印入脑际，下笔时意想得之，亦复往来笔下。既明书道，则无闲暇可以从容临摹，又即临摹，不及半纸，即生厌倦，故仍循余故习。随时熟观，然偶一临摹，虽不终纸，而神气奕奕，点画不必全似，而远远相对，居然便是某书，正与李言若合符契也。缘是之故，余书亦不入某家牢笼，出入自由，今虽无成，不敢自菲，假我以年，阔步晋唐，或有望耳。又帖云：“书字须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，帖乃秀润，在布置稳，稳不俗，险不怪，老不枯，润不肥。变态贵形不贵苦，苦生怒，怒生怪，贵形不贵作。作入画，画入俗，皆是病也。”余按：颜鲁公肉胜（亦惟《家庙碑》等），宋徽宗筋胜，虽各有其美，而不可复学。筋肉停匀，二王之后，墨迹可观者，虞永兴、褚河南可为准绳者也。米言布置，极须神会，并非如宋板书籍中字，以四平八稳为得布置之宜也。每一字中，分间布白，极意经营，正如绘事，丈山尺树，寸马分人，山腰云塞，石壁泉填，楼台树遮，道路人行，总使吾笔下后，悠然无间，人目所至，恰当其心，斯乃谓稳，亦不俗矣。笔虽若崩崖绝壑，而不使人碍目，则险而不怪也。米所谓“贵形不贵苦”者，形字亦须神会，乃谓自然成形，由笔法使然，蔡中郎所谓“奇怪生焉”者，非刻意为之也。刻意为之，斯谓之苦，苦自生怒，怒自生怪。
◎梁闻山评书
《念劬庐丛书》本梁闻山评书帖云：“子昂书俗，香光书弱，衡山书单。”此说深中余意。子昂书以《仇公墓志》为其作最，向沈尹默极举之，亦临摹一时，然尹默卒未入其樊笼。余乍见此碑，亦深喜之，然数观以后，便觉伎俩有限，而气韵甚俗。子昂颇学陆柬之，柬之学虞褚而自成面目，其书亦少有俗笔，然毕竟是唐初人物，师承又佳，故瑕瑜不相掩，亦复微瑕耳，子昂实不得其佳处。柬之书《文赋》迹尚在故宫，有影印本，虽不佳，尚略可规度其笔法，自是虞、褚真传，子昂书除侧媚以外无所有也，余以为鲜于伯机实过之，即张伯雨亦转雅也。香光书若大家婢女，鬓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，然不堪与深闺少女并肩也。抑余以为香光不但弱，亦兼单，要是筋肉不匀，且虽老而实枯也。衡山书若稍厚，便及鲜于伯机矣。帖又云：“《道因圭峰碑》如此结实，何尝非唐碑中赫赫者，一较大欧，丑态百出，并无稳适处。”此论亦公。又云：“学书尚风韵，多宗智永、虞世南、褚遂良诸家，尚沉著，多宗欧阳询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张从申、苏灵芝诸家。”又云：“风姿宕往，每乏苍劲；笔力苍劲，辄少风姿。书趋沉著，忌似苏灵芝辈肥软。”余谓智永“真草千文”真迹今尚传世，余见日本影印本，风韵自不待言，然与唐人书《月仪帖》一较，便见千文沉著矣。庙堂碑何尝不沉著，河南之书，绵中有铁，此三家者为风韵所掩，然不得谓之沉著也。欧阳书劲秀，凡秀者无不具有风韵。褚书《梁房公碑》何尝不同此二美耶，盖自开、天以后之书，始不甚能两兼，然李、徐诸家亦非无风韵，惟鲁公诸碑天骨开张，肉掩其骨，风韵稍损。徐季海《朱巨川告身》真迹今存故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