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青年者，正宜养我浩然之气、宏吾毅然之志，得志则以廓清弊俗为己任，不得志则以转移风气为己任。毋谓一人不能有为，众人乃一人之所积而成者也；毋谓一朝夕不敌亿万年，亿万年乃一朝夕之所积而来者也；毋谓少年不逮老成人，少年不为，老则嗟何及也。若犹是口道义而心富贵，则灵识皆钝根矣；若犹是名社会而实阶级，则活气皆死气矣。青年负青年原不足惜，但天何以生尔、国民何以望尔，而尔乃敢负之、忍负之耶？
知道者智也，行道者勇也，安于道者仁也。智似般若，勇似禅定，仁似持戒；智像镜，仁像玉，勇像剑。古称智仁勇，仁实位于中央，仁者祖父也、将帅也，智勇者子孙也、兵卒也。仁为智勇之根本，故天下事一以贯之，仁是也。
智不生于仁是曰小智，滥学、轻浮、诡谲是也，是皆足以杀身者也。勇不生于仁是曰小勇，客气、狂躁、残暴是也，是皆所以成其为匹夫、盗贼者也。
有一席地层布四体，便是道场，即仁之谓也。一念相应处便是证人，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脱，即智之谓也。一念卓竖便是根基，一境抵拒得过便是降魔，即勇之谓也。
古今学者发见天地之玄理，创立一家言，夫岂难哉？在用其灵识而已。用则能觉，觉则能达；觉者自发也，达者自造也。但所谓用者不在留意于学术之形式，且尤须舍书籍文字之糟粕而务掇其精华，使古人之识见精神融入己之灵界中，便能自觉而另有所发见矣。故自古真正大学问家之脑筋，譬犹太阳之在天空，内具灵明、外放光辉，然其始也，必于外界吸收多数星块以和益本体。是以本明者，体也；收纳外方之明以益其本明者，用也，青年不可不知之。
大丈夫作事宜提得起放得下，盖俗事有宜急了者、有宜姑置者。了之所以安心也，亦即提得起之谓也；置之亦所以安心也，亦即放得下之谓也。不了又不置，终日萦怀自扰而已，于事亦无益也。
中国青年会有耶教性质，其办法甚佳，然偌大中国终不可无一国人自行组织之青年团体。予曩年在汉口有青年学社之发起，冀欲扩张及于全国，自信此种组织甚好，惜《大江报》封后予即离汉来沪，而该社亦旋即消灭，可叹也！
予十四岁丧母，十六岁丧父，孑然一身乞食于四方，十年于此，幸免沟壑，近且俨然成家矣。综计吾生所得父母之遗产，惟曾经父母亲定之未婚妻一人而已，其余牵萝补屋类皆仗朋友之力为。多年来死吾爱友数人，而生者又复牢愁相对，真使人不堪设想也。
予娶而无子，偶于甲寅春致一函于浙江徐健侯，略谓袁政府已解散国会，大逆不道矣，足下犹恋恋于微官果何为者？苟能翻然改计，天佑尔生个好娃娃也。健侯如予言，其年冬乃果生一子。乙卯春，予归自日本，健侯即以己子为吾子，为易其名曰嘉藻，今将一岁呱呱学语矣。
予有最不能忘之死友二人，一浙江汪旦庵、一陕西凌大同。大同年长于予，而痴情稚气乃较予为甚，遂视予为畏友。民国二年夏，予与大同同办《大江报》于汉口，大同助予作文亘数十篇，大同死后予拟录其《国家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》一篇付梓，名曰《大同集》，以传我至爱之大同，汪旦庵亦允助予。未几赣宁事起，旦庵又死，予又奔走海外，此书遂不能付刊矣。
旦庵为人天真烂漫，胸无城府，与予交既深，几无事不就予商，无言不从予说。予尝慨然语人曰：“世人真爱我者，惟吾旦庵耳。”旦庵非文人，故死后无可传，予他日将为立传传之。
大同之书予未能付刊，而予今日乃自刊其讠皮辞浪语无补世道之作，予心实愧怍不堪。偶翻故箧出大同原稿，摘其数则以告阅吾书者，使知大同之文真有关世道，非我之讠皮辞浪语比也。
大同之论社会主义也，谓之曰渐进者、自然进步者，一洗他人咬牙切齿之习，诚灌输社会主义之良教师也。其书中主要略分社会主义发生及渐进之时期为四大时期，（一）人群自利时期，（二）人群自卫时期，（三）人群自治时期，（四）人群自化时期，而现今中国仅尚在自卫时期中也。
大同之言曰：社会主义者最慈善之事也，慈善者人群最易吸饮之甘醴，其入于人群也，始终无厌弃之一日；而政府、法律、国界、种族者极罪恶之事也，罪恶者亦人群最易吸引之鸩酒，其入于人群也，始则不解其为毒而喜之，继则知其毒而尽力拒绝之矣。故其言又曰：世界经人群自治时期之过渡，遂成一完全之统一态度，语言无以辨，习俗无以分，种族渐次而融洽，国界将至于自消，其为完全之社会主义，已于此时而无少许之缺陷、无少许之残壤矣。然而融之之法易、化之之法难也，所谓融者甲种与乙种同居、彼族与此族共处，同居共处而无纷争冲突之发生，融之之意尽矣；化也者必不仅使之同居共处，且必使同居共处者若家人、若父子，竟忘其非一家之人而后可也。然而统之之道易，一之之道又难也，统者合数分子而成一大团体，而所谓分子之名义无消灭，各分子之实质仍存在也；一者并其分子之名义实质一并而归于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