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，知尊重圣贤之教训，知过去之历史，知世有较高于争杀攘窃之生活，知美术、学问、商业为平和之盾。凡兹种种，虽日本有悬河之口亦不能辩驳也。殆其后感觉西方文明之压迫时，日本已非复杀人喋血之种族，已遵奉中国之教范，又天性爱进取，知中国之文明虽能导人入于文化之乡而不能获取物质进步，向世界上争发言权，于是弃此取彼，一反掌间将承袭于中国政治上、经济上之原理已成为日本生活之一部者割而弃之，而别采用一思想完全不同之制度。于是为时不逾半纪，而日本在外观上固为一欧化的国家矣。顾中国亦同时学步而进行甚迟，其所以然之故亦不难知。盖中国文明之发展历数千年，蟠结于人心至为深固，日本取之中国非有先天之关系，根基浅薄，故一见有其他之文明即舍旧谋新，并无困难。至于中国则不然，国民生活之理想经数千年之演进，与日本当日得自外来者不同，外来之物掘之则易，本国产生之物，非经艰辛剧烈之程序不能别取他物以代也。
予抄此文一通后，于“日本受中国文明之教化”一语思得一事证实之。偶阅郑板桥《题画》有曰：“画家写意二字误多少事，欺人瞒自己，再不求进，皆坐此病。必极工而后能写意，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。”予于此乃思及日本之画。彼日本旧式画不得不谓曰学自中国者，且其画家颇重写意一派，浓墨大笔乱画桃符，即自诩曰予善于写意，而其实乃不足博大雅之一哂也。此其故即原因于根基太浅，仅曾学我之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从规矩工笔上入手也。由此类推，凡日本所谓之文字、汉文学、诗词等等均莫不与其写意画相近，皆缺少中国浓厚之真精神，与英文《京报》所云实无一不合。偶闻人言，日本有一文学博士尝研究汉文，人询其何故用心如是之深，彼笑而答曰：“三十年后，予将入中国执汉文之教鞭耳。”嗟夫！我国人三十年后岂遂真无一人解汉文，而必远请颠倒文法之文学家来作我良教师耶，抑日人之言夸大不足信耶？然而须自励矣。
岁在甲寅，自古多乱。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所纂，如尧之洪水、幽王之得褒姒、吕政之易嬴、吴三桂之叛清皆在是年，然皆弗如民国甲寅西历一九一四年兵乱之凶剧，然此言偶然符合亦怪事也。
或谓中国今日如人患麻木不仁之病，不日即将亡矣。然今日固尚未亡也，魂虽出舍而躯壳固尚在也，于是救国之士恒曰宜唤醒中国之魂或尚可救也。然唤魂固又唤之久矣，而病之无起色如故，是终不可救药，是终须死而就木也。但死后不知有国鬼否乎？如以言人人死固有鬼也，惟无鬼之论现代科学家历历言之，于今请先研究鬼以证明国鬼之说。
人死后究竟能作鬼否？生者未曾试死一遭以试验之，而死者又一去不返，弗肯以鬼事语人，惟余一般未受鬼阅历之人乱发挥其臆测之词，以有鬼无鬼相争论，其实皆鬼门外汉耳，乌足以言鬼？故予乃自惭人不如鬼，不敢乱谈鬼道。惟据乡间父老所传述，大凡鬼之现世均以生前遭急病死者为多，如吊颈鬼、如产后鬼、如无头鬼、如水鬼之类是也，至于寿终正寝者虽有疾病杀之，然其被杀也甚缓，故鬼亦无有，即有亦弗如急死鬼之恶厉。是一言以断之曰：人惟惨死者始有鬼耳。
人如此，国亦想当然，故予乃希望中国之速亡。譬诸亡于共和告成不久之后，固明明产后鬼也。又譬如为外人所分割，固明明为断头、断四肢之惨死鬼也。留得鬼在，终尚能寻人作祟，使亡我者不能得一日半日之安宁。苟麻木不仁逐渐而死，是与寿终正寝者无异，亡后并鬼亦不可见，永无翻生之一日矣。故予乃敢作不祥之言，愿中国要亡便早亡耳，木鞋儿其有意乎？
予友绍英尝言张献忠奇人也，且愤世之人也。不然，胡爱杀人如是之甚？且献忠之为人别无他种嗜好，即女色亦不甚爱，惟独具此杀人之癖，尝剥女足为塔祭天，竟忍断其爱妾之足为塔顶，虽曰不近人情过于残忍，然世皆人也，胡独彼一人不近人情如是，甘心残忍如是？或亦其人有满肚皮牢骚不合时宜，且视天下之人皆为可杀，故遂性情尽杀以浇块垒乎？然其人心中之悲怆之凄楚，是当较被杀者为尤痛苦矣。相传献忠有短偈曰：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以对天，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！”嗟夫！人果因何种恶德无以对天，遂生怪杰之愤懑，一一以宝刀超度之使趋善地乎？予撰此则，予心大痛。
中国自有历史以来，每逾二三百年必有一场大乱，死人总在数千万以上，无可免者，此其故亦颇费研究。后绍英又告我曰：“大凡承平过久，人口必日益加多而生活无计，遂不得不揭竿作乱。及其终也，人数骤减一半，且所残余之一半大皆老弱无用，怵于死者之惨，已无作乱之心，惟有思治之念，故有杰者出遂得安然登帝位，重称承平之世。”此言也颇有妙理，今日欧洲各国大战经年，互争其海上霸权、陆上霸权，与夫往昔之冒险远出，经营荒野，灭人之国、割人之土，均莫非人数过多生活问题为之厉阶。嗟夫！求生而死，讵不可悲？
中国素有人口众多之患，即如山东一省，其人民流徙于东三省者每年有数十万，故今日东三省之人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