仇。世忠野性，岂堪受此强制，亦号召徒党械斗，两方颇有伤夷。时裕禄为皖抚，裕庚在幕中，闻之，召至抚署，言将有所戒饬。世忠敝衣破履，从容而来，殊不经意。入门，遂禁勿出。疏请处之重典，制曰：“可。”诏书至皖，裕禄先勒兵，严为之备。中夜，取世忠出行刑。世忠见灯火满前，兵刃夹道，知不能免，夷然曰：“我昔居巍位，若有诏赐死，当先谢恩。”令人取冠服来。裕禄不许，遂诛之。世忠本剧盗，综其所行所为，一死不足蔽辜，然临刑数语，犹有磊落之象。裕禄用法，以事论事，则失之过甚。湘绮老人《湘军志》一书，评者多訾其不实，吾于此亦云。庚子拳乱，裕禄任直督，不之间，反与匪魁张德成、曹福田分庭亢礼，致酿大祸。若以轮回报应之说定之，张、曹定为世忠后身。裕庚夤缘至出使大臣，归而沾染洋风，至译署，置冠于地。袁爽秋太常入而讶曰：“冠胡能近履？”裕庚曰：“西俗如此。”太常云：“俗自西而人自东，虽学之貌似，无益也。”女德菱供奉内庭，著英文《清宫二年记》，于禁中事言之颇详。
南报销案，周瑞清等入刑部狱，费至三千金；龙继栋等羁关帝庙，费至二千金。瑞清得小室三间，继栋止一间，可自携仆作食，且通家人、宾客往来。否则仅一小土炕，以两狱卒敝衣秽垢者夹持之，饮食皆草具，不许一物纳入矣。望溪《狱中杂记》，有老监、现监、板屋之分。贫者系手足入老监，有资得脱械居板屋，费数十金。至光绪初，至百倍以上，可畏也。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、静海励公廷仪悉革其弊。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传，文忠尊人愚荃侍御为提牢厅时，加惠于狱囚云。然世纵有三公复生，仅片时之苏息。狱卒窟穴其中，一或疏忽，则故态复萌，根株不能尽绝也。
左文襄幼年自负，几不可以一世，人称之为“小诸葛”，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，自称“老亮顿首”。其后丰功伟业，媲美武乡，可称佳话。常谓后人思想薄弱，不敢以今拟古。武侯所当曹操、司马懿，对手较为劲敌。然文襄勋绩，南平闽、越，西定河、湟，过于六出祁山远矣。
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，所谓鞠躬尽瘁者，是也。入赞纶扉，参预密勿，乃醇邸用南城舆论，以为左胜于李。及见其衰惫，不免爽然若失。旧例：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，其馀则不问不敢对。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，蒙恩许诺。及下值，议令德榜谢恩。恭邸徐讽之曰：“且俟诏下。”乃已。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坊一摺，枢臣以文襄为外任，熟于其事，引与计议。文襄曰：“宜先往观。”欲即行。恭邸讶曰：“不待奏准而遽出京，若上问及，将何辞以答？”文襄曰：“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？”恭邸曰：“内廷中，是则然矣。”
以下僭上，惟君臣之礼宜严，师弟则稍杀矣。圣门之中，有尊卑之别，不可稍逾。曾子责子夏曰：“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，退而老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，疑女于夫子。”隐然有天泽之分焉。刘焉、刘璋父子，相继为益州牧，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，可谓罕譬而喻。庚子议和之役，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。建德周玉山制府，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，寓寺东院，有时乘肩舆而出，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。于晦若侍郎讥之曰：“如刘璋之在蜀。”此制府一时任意，侍郎亦一时戏言耳。实有其事者，惟文忠丁忧之时，张靖达护理直督，庶乎近之。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，有参四道八镇之说。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，挟以自随，实为示威属下之意。诏责其冒昧，弗许。相传公子霭卿部郎，清流党人也，与之为友，先得其同意，而后奏入。学士语人曰：“事诚有之，而未之允，疏已遽上，诚为憾事。是日考差，余适有小功之服，未之前往。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，尤为误会。”未几，靖达至京，遇学士，谓之曰：“吾尝读《四书》文矣，冒昧足以偾事，冒昧亦足以济事。”学士一笑置之。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，直至移督两粤，开缺从军，众口雌黄，犹未已也。
朝鲜之役，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，王外迫于所生，内逼于所爱，处置不善，致启内忧而兴外患，人人知之，不待言矣。大院君，朝鲜守旧党也，心向吾国，为息事宁人之本。朝鲜国家大计，固莫便于此。闵妃喜新法，少年急进之徒，诱以自强之说，而不自度德量力，实为乱阶。变作，朝廷遣将出师。吴武壮率兵以往，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，于捻平之后，留驻北省，拱卫京畿者也。武壮军人，不谙外交。时张靖达署直督，使丹徒马眉叔同行。入其国，知其情，欲去祸源，有投鼠忌器之势。当时之上策，纵乱卒戕害闵妃，诚一劳而永逸。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，即行此计。武壮见未及此，知弗能治闵妃之罪，更无词可使出境，必不得已，携大院君还。譬如二人互斗，其过在甲，因有他故，不能使甲离其地，而强乙以去，亦不失为中策。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，优加礼貌，使之乐而忘返，未始非息争之一道。乃视若俘虏，待如囚犯，安置于保定府。属国忠诚之士，反在羁禁之中，人心不平，藩邦觖望，莫甚于此。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，视大院君为同类，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