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：失出五案以上，臬司降一级调用，督抚降一级留任，准抵；失人一案，臬司降二级调用，督抚降二级留任，均不准抵；故有“救生不救死”之说。然盗案则特重，仅下于逆案一等。十人为盗，劫一人家，十人皆死罪，欲减轻其一，必先为之开脱，言仅把风而未入门，亦不免烟瘴充军。州县亲民之职，苟境内出盗案，限中未能缉获，则展期半年为再限，三限至四限为止。过此四限，则开缺候缉，谓之“四参案”。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，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。革职能另案开复，此惟有捕务之一途，舍是则万劫不复矣。故宫闻盗则穷治，役闻盗则急迫。人家匿盗，则立往自首，恐为窝家所牵累。途中遇盗，则群起而攻，否则望邻见证，亦难免祸也。以中国幅员至广之域，人民良莠不齐之众，承平之际，时无论日夕，地无论远近，一人独行而不忧其不至，一人独居而不虑其有他，非治盗之重典，曷克臻此！末流之弊，州县四参之例不及四届，皆辗转请托，力求调任，而视朝章如具文，一也。邻近州县偶破一案，则事无论若干起，贼无论若干人，期无论若干久，悉令自承而不问情真罪当，二也。南京三牌楼杀人案，业将曲学如、僧绍宗认为凶手，诬服论抵处决；而真杀人之周五、沈鲍洪在他处就擒，供出前节，遂兴大狱。斯由于承审官洪琴西都转非刑案老手，轻易起稿，未曾豫为之地。先死之曲学如、僧绍宗本届无赖，不问斩决、杖毙、瘐死，均非冤狱，宜定为主要罪人；而以余犯待查，为虚下之笔，则他日纵有正犯，另造口供，认为帮凶，俾无罅漏。则可以自圆前说，不致矛盾，为人受过矣。都转以能吏为时所称，陈臬开藩，皆指顾间事，不幸因此落职，一蹶不能复起。光绪癸未，先文庄简浙抚，过津，将航海往。李文忠专船送行，时招商局方制新舰曰“海晏”，乘至上海，与都转同舟，途中颇羡西湖之胜景。文庄因其案情之重，畏清议，未敢延纳也。都转往粤，未几病故。张文襄为请开复，甚费踌躇，见于晦若侍郎手书李文忠函稿，于此，犹足征盛时恤刑之意云。
薄罪代杖，重犯顶凶，极平常事也。明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，当鼎革之时，谓属赐第，取诸国帑，无人能为之辨。既而宅改提刑署，一犯因加杖而呼。问之，则宅裔徐青，代人受刑，言定仗数钱数，不虞承审官之增重也。王孙末路，无足深论，类此者遍处皆是，无可讳言已。顶凶每出于械斗，本有死罪，以一死免众人之死，而许赡其妻子。或同罪而因其贫，或非贫而抱恶疾，案件虽多，案情大率如此。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，殆兼兹二者而有之。王树汶，劫案要犯，本应处决，差役得胡体安贿，纵之去，而令树汶兼承两罪；不意当场举发，反得减等，可谓狡已。光绪初年三大案，误也，非冤也。主持平反者，后皆失意，历历可数云。
绍兴刑幕，师弟相传为业，初学必自大幕始。年满之后，随事勤习，师以为可，则荐往州县，由道府过司，至督抚署。年事既到，则资望随升，格式尽通，则操纵在握，无他长也。夏兼甫大令以知县需次豫章，值先文庄开藩江右，严定州县追欠章程，欲清军兴以后积习。大令来乞见，文庄责其交代。大令曰：“能交代与不能交代之故无他，缺有肥瘠之殊而已。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，奈之何！”文庄曰：“启口引书，知子为学人矣。天下书汗牛充栋，有教人赖债者耶，何况库款！”时，视学使者，许恭慎也，为大令缓颊，求补过失。文庄曰：“今将有缺出，彼欠交代，弗能与也。公告其速缴。”恭慎以语大令。大令思稍顷，曰：“缺耶，其玉山乎，妙之至矣！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。”旋还前欠，往玉山任。更亏巨万，倍旧数，未及受代而逝世。沈文肃是时督两江，函劝勿登白简，将以入先贤祠庙。文庄命将大令所著《明通鉴》板归江西书局，折其欠数，其家不可，乃复文肃书曰：“我弹劾而公开复，各行其是焉耳矣。”大令在官，有一事，为流俗所称许者，为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。大令呈文，洋洋数千言，以为绌邪崇正，除暴安良之计，莫便于是者。文庄曰：“奏入，教士噪于朝，汝落职，朝廷旰食矣。”大令惧而退，谋诸抚幕高杏村，改为械斗致死，并造口供以实之，由县而司，会详以上，幸而免咎，则刑幕依法成谳之功也。后十有余年，文庄移督四川，未及到任而有重庆教案。教绅罗元义以乱民将攻教堂，雇众拒斗，杀伤踏毙十余命。欲加以重罪而毋词谋诸督幕臧吟樵、胡山农曰：“吾欲枭罗元义，以徇于众，俾知所戒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案有由，其可哉。”乃共定谳词曰：“死由于踏，踏由于追。罪坐所由，比以械斗为首之例，尚觉情浮于法，应拟斩枭。”疏入，报可会电线方展之渝，立电就地正法。法使为之请，固已无及。刑幕功用较之律师，似无不及。
《湘军志》言，李世忠落职闲居后，朝中尚疑其有异志，曾文正在江督任中，密使侦察，至其家，则已竹篱茅舍，种花莳竹，不复与闻外事矣。湘绮老人此章纪载，不知何据。世忠居安庆省城，挥霍如故，久之难以自给。开设鸦片烟馆，以为生计，窝藏匪类，自不能免。会有斯文败类，因欠烟资，为其所辱，纠众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