族逼，而必欲夷灭之，以建置己之子孙也。汉魏而下，每一易主，则前帝之子孙歼焉，而运祚卒以不永。
○贾让《治河奏略》
治河有上中下策，古者立国，居民疆，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。大川无防，小水得入，陂障卑下，以为汗泽。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。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迫。盖堤防之作，近起战国壅防百川，各以自利。齐与赵魏，以河为境，赵魏濒山，齐地卑下作堤，去河二十五里，河水东抵齐堤，则西泛赵魏，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。虽非其正水，尚有所游荡。时至而去，今堤防狭者，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迫厄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徙民，当水冲者，泛滥自定。今濒河十郡，治堤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徙之民，遵古圣之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，而不相奸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翼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杀水怒，虽非圣人法，亦救败术也。通渠有三利，不通有三害，民常罢于救水，半失作业，水行地上，溱润上彻，民则病湿气，木皆立枯，卣不生谷，决溢有败为色鳖食，此三害也。若有渠溉，则盐卣下隰，填淤皆肥，故种禾麦，更为粳稻，高田五倍，下田十倍，转漕舟船之便，此三利也。今濒河堤吏卒，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，岁数千万，足以通渠成水门。又民利其溉灌，相率治渠，虽劳不罢，民田适治，河堤亦成。此诚富国安民，兴利除害，支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缮完，故堤增卑培薄，劳费无已，数违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。
臣深谨按河事，要领无过于此奏，故采其尤得要领者著于篇。但古今所不同者，让论自东北入海，故为顺。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，故为逆。以本朝廷鼎燕都，护运道故也。臣家江湖下流，盖尝睹其入海之处，江流视河尤盛，然江害少而河患多，何也？大抵水分则力微，并则势悍，力微则为利，势悍则滋害，又河流或断，而江流常行，断则易淤而浅，行则顺利而深，其所达滞固然也。况江源出峡，则洞庭彭蠡为之潴，科坎既明，流止有制，是故江患赏少。河出洛阳，行梁宋间，土既疏而无所游泊，并夷夏数十百之水，而纵其所如，安保其不为害也哉？今日治河次第，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。
○马端临《户口序略》
古之人方其为士，则道问学；及其为农，则力稼穑；及其为兵，则善战阵。投之所向，无不如意。是以千里之邦，万家之聚，皆足以世守其国，而捍城其民。民众则其国强，民寡则其国弱。光岳既分，风气日漓，民生其间，才益乏而知益劣。士拘于文墨，而授之介胄则惭；农安于犁锄，而问之刀笔则废。以至九流百工，释老之徒，食土之毛者，日繁于是，民之多寡，不足为国家之盛衰。
○高锡《劝农论略》
劝农者，古典也，在于知其病而去之，夫农之病者，由制度隳也，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。是故宫室无常规，服玩无常色，器用无常宜，饮食无常味。四者偕作，于是奇伎淫巧出焉，浮薄浇诡骋焉。业专于是，货易于是者，利甚厚于农矣。凡民之情所急者利，于今之农，其利甚寡。农家之利，田与桑也，田桑之所出者谷帛。夫以垦之，妇以蚕之，力竭气衰，方见谷帛。谷帛之价，轻重不常，农家出则其价轻，入则其价重。轻重之币，起于时也，时底于稔。故有轻而出，时过于凶，故有重而入。稔既轻出，凶又重入，敢言利乎？且务奇伎淫巧，浮薄浇诡，皆坐而获利焉。谁肯勤于农哉？若欲勤农，先思举制，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。上之宫室，下不得宅焉；上之服色，下不得衣焉；上之品用，下不得举焉；上之饮食，下不得荐焉。则奇伎淫巧，浮薄浇诡者，尽息矣，农不劝而自劝也。
臣深谨按锡所论著，颇尽伤农害农之故，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，采其要者如此。
○苏轼《徐州上书略》
徐州为南北之襟要，而京东诸郡，彭城所寄也。昔项羽入关，既烧咸阳，而东归则都彭城。夫以羽之雄略，舍咸阳而取彭城，则彭城之险固形便，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。臣观其地三面，被山独其西，平川数百里，西走梁宋。使楚人开关而延敌。材官驺发，突骑云纵，真若屋上建瓴水也。地宜菽麦，一熟而饱数岁。其城三面阻水，楼堞之下，以汴泗为池，独其南可通车马，而戏马台在焉。其高十仞，广袤百步，若用武之世，屯千人其上，聚木炮石，凡战守之具，以与城相表里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，虽用十万人，不易取也。其民皆长大，胆力绝人，喜为剽掠。小不适意，则有飞扬跋扈之心，非止为盗而已。汉高祖沛人也，项羽宿迁人也，刘裕彭城人也，朱全忠砀山人也，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。其人以此自负，凶桀之气，积以成俗。魏太武以三十万众，攻彭城不能下，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，恣睢于徐，朝廷亦不能下。岂非其地形便利，人卒勇悍敌耶？
臣深谨按宋都汴，故彭城为左臂，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，亦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