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侯国，令其各据此以行礼，以教人，是以国无异礼，家不殊俗也。其立论固未为无见，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，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。按孔壁中所得《古文礼经》本有五十六篇，其十七篇与《仪礼》正同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，谓之《逸礼》。哀帝初，刘歆欲以之列学官，而诸博士不肯，遂不得立。孔、郑所引《逸礼》如《中ニ礼》、《赜谔庙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皆其篇也，则《仪礼》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，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赜谔庙、王居明堂之类，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。吴草庐因取大、小戴《记》及郑氏所引编为《仪礼逸经》八篇，谓《小戴》、《投壶》、《奔丧》篇首与《仪礼》诸篇之体如一，固为《仪礼》旧文，《大戴》中《公冠》、《诸侯迁庙》、《诸侯衅朝》三篇虽已不存此例，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。其《中ニ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，而名犹见于注家，故亦编为篇目，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，此亦见辑《礼》者之苦心矣。
○五父衢《檀弓》：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，殡于五父之衢，问于鄹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。孔子生而神圣，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？况《檀弓》又云：合葬于防之后，孔子先反，门人后至。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，孔子必非年少可知，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？故何晏、夏侯玄、蒋济、王肃皆疑无此事，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“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”十字当为一句，殡浅而葬深，孔子父殡于五父衢，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，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，故审问不敢轻启，问于鄹母，始知殡而非葬，于是启其殡，与母合葬于防。先儒误读，不知“其墓”为句，遂生妄说云云。此论可谓辨矣，然究亦曲为之说。柩在帷堂曰殡，入土则曰葬，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，何得以殡为浅葬耶？即曰浅葬矣，此何等大事，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，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？总由于记礼之家，得诸传闻，不暇审订，辄笔之于书，故有此等谬误。观《庄子》及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，若一一信以为真，则圣人反浅。《檀弓》所记亦犹是也，而必从而为之词，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。
○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，夫子闻之，曰：“谁欤哭者？”门人曰：“鲤也。”夫子曰：“嘻，其甚也！”疏以为出母。此最舛也。礼：父在，为母服期。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，而伯鱼犹哭，故夫子甚之也。出妻之子为母期，若为父后者，则于出母无服，是并无期之丧矣。伯鱼固为父后者也，不服于期之内，而反哭于期之外乎？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。
○晋文公辞国当以《檀弓》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，《檀弓》谓：晋献公之丧，秦穆公使人吊重耳，讽以得国，舅犯使公子辞之。《国语》则谓：里克杀夷齐、卓子，使人告重耳，欲立之，舅犯使公子辞。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，舅犯亦使公子辞。盖本一事，而《国语》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。以理推之，当以《檀弓》所记为是。重耳之亡，舅犯辈之从亡，皆非无意于得国者。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，杀怀公而不恤，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。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，当是时，乱不自我起，且兄弟之次居长，义本当立，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？盖其辞也，在献公方卒之后，二君未被杀之前，国已有君，衅将未作，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，倘一发不中，则身名俱败，此智者所不为也，《檀弓》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，而不言二君已被杀，自是实录。而《国语》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，误也。《史记。晋世家》但采《国语》之文，亦无识。
○《月令》沈作肺健独窦恰分小对铝睢酚炔翟印９耪哂诏卦蚍⒕舸头。于尝出田邑，而《月令》孟秋乃曰：毋封诸侯，毋以割地。《周礼》龟人上春衅龟，谓建寅月也，而《月令》孟冬衅龟策，盖秦之正月也。三代之官有司马，无太尉，而《月令》孟夏命太尉赞杰俊。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？按沈氏之说，似将泥于蔡邕、王肃及张华《博物志》以《月令》为周公所作，故信为周制，而又有秦制在内，遂疑吕氏所为。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，而礼家采入《礼记》中者。今《吕氏春秋》现在，可覆按也。《隋书。牛弘传》：蔡邕、王肃因周书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篇，即是此篇，故以为周公所作，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《春秋》纪之首章，礼家抄合为记。刘勰亦谓《月令》一篇取乎吕氏之纪，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，刘┮晕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，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在内杂有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法。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，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？
○宾雀《月令》“鸿雁来宾，雀入大水为蛤”，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，谓雁自北而南，如作客也许，行慎注《淮南子》，则以宾字属雀，云：宾雀，老雀也，栖宿人家堂宇之间，如宾客然。则宜以“鸿雁来”为句，而宾字连下句读。
○太牢少牢《礼记》“太牢”注：牛、羊、豕也。是羊、豕亦在太牢内矣。《国语》“乡举少牢”注：少牢、羊、豕也。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。其不兼用二牲而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