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广众中毫无愧色，还可以夏天赤着足，穿上高跟鞋，在马路上踱来踱去，有时还要光着脚鸭子，在海滨去印鸿爪。而遮遮掩掩见不得人的，反是小小金莲了。”今日小脚之痛苦，又不仅见不得人而已也。小则遭侮辱，大则丧生命，宇宙之广，竟无三寸立锥之地。此皆有事实可以佐证，绝非故以危言耸人之听闻也。
数年前，西安严禁缠足妇出入公共场所，烟台则限制缠足妇在街市行走，开封有警察当街剥卸足缠之举。其最惨酷者，则为漳州之鞭足，《新夜报》有记云：“闽省近派员赴漳州劝放足，而妇女依然不改，有谩骂者。乃思得一法：令劝告人各持一鞭，凡小脚妇女上街，即以鞭鞭其脚，惊逃则逐之。小脚点地带跳带跌，至家已不胜其娇喘，而追逐者复在后嘲之曰：‘汝以小足为美，今欲逃不得，盍早放却。’”焚琴煮鹤，可谓极尽侮辱之能事。又此辈劝告人（“劝告”二字不知作何解）当为大脚男子，设亦受人鞭逐，其窘迫之状，亦能有胜于小脚女子者否？借此而恶作剧，“恕”之一字，已非若辈之所知矣。
因放足委员之蛮干而逼死缠足女子者，如光普所记之《洛阳金莲劫》云：“洛阳放足委员会派周委员赴乡下检查放足，至焦寨地方，少妇长女缠足者颇多。周委员见李姓院内一少女双足尖尖，见周避去，周追入强令脱袜检验，露出缠足白布。周委员以为有犯禁令，科以十五元之罚金，后经女父辩别，卒不允。女被罚后，视为奇耻大辱，遂生自杀之念，乘人不备，投入井中而毙。其父又为乡下愚氓，不敢出头违抗。好好的一个如花之女，就这样香消玉殒了。现在我们拿以上的事实来论，禁止妇女们缠足，应当得先加以劝告，后继以科罚，慢慢的用劝导的法子来对付乡下的妇女，那才是一种法子。倘若是贴出布告去，然后就不管民人们如何表示，就出去检查，不遵的就罚，这样未免有点太残忍。这事情若是移到女的父亲是生在城里，他女儿要是因为检查致死，那大可以告周委员一状，不能就任他这样的逍遥法外。不过他们是生在乡间，乡下人向来是怕事的，所以就平白的送了一条命，敢怒而不敢盲的就这样了事了。”此仅举一以例百耳，他若因遭检查员强奸羞愤自尽，及父母因不胜缠足罚款之负担而逼令自尽者，亦数见报载。
司民牧者于莅任之始，往往欲改革一二庶政以沽名，然又往往为土劣所反抗而捍格难行。惟妇女为无抵抗者，于是禁缠足照例为新官上任之开台戏，至奉令承教者又以此为戏弄妇女之工具，欣然执行。动机已不甚善，办法又不合理，流弊百出，岂无因而至耶？试举一二为证。如春水《记元氏县放足官司》云：“县长委天足会调查员二人，月各支薪廿元。因此廿元薪金引人注意，争相谋充，结果县教育局长挟党部指导委员之威，介绍其媳为监察员。于是支出陡增，遂加罚款收入为补救之策。民怨沸腾，指为虐政。按放足本属善政，而善政竟为生财聚敛之道，是岂提倡放足者所能料？”又《农报》载：“河津县长训令所属各村，凡妇女缠足罚款，应由被罚人自出，不得摊派。如村长以村款垫交，则责令赔补。”寥寥数语，重重黑幕。村长而贪横者，摊派及于不缠足者，以渔利自肥；村长而谨愿者，不忍为此无名之征，乃将公款垫交，暂图塞责。最受切肤之痛者，哀哀无告之村民也。又耀原《评征缠足捐》云：“不从根本着想，使缠足的女子自己觉悟到缠足是有碍卫生，把社会的观点逐渐反方向转移过来，而单寓禁于征，酌捐若干，其结果能否不如理想的美满，不必饶舌，事实会证明。”抨击缠足捐体无完肤。然习非为是，今之借禁缠为名而聚敛是实者，固不可胜计也。
在此种种压迫之下，因妇女本属弱者，惟有逆来顺受而已，仅旁观偶有为之鸣不平者，如《大公报》社论有云：“官吏办事动成强迫，其尤不愿其私生活之受人干涉。夫如鸦片赌博，事关法禁，自可干涉。若一般衣食住行上习惯之改良，只有因势利导，不可陷于高压。从前有因强迫放足，而使妇女含羞自尽者矣。”
秋漪之《缓急轻重论》云：“一切地方行政，如整顿财政，以利民生；严修军备，以防盗匪，皆刻不容缓者也。他如振兴教育、努力建设，皆吾人所切盼者也。今舍此而不为，徒事于次要之放足会，其用意何在？实非吾人之所能解者矣。当此国基初定之秋，应否以此等放足会为先务，愿国人有以教我。”又邹淑珍女士《为已缠足的妇女请命》云：“大辫垂垂，小脚尖尖，确属有碍观瞻。但是剪辫很简便的，不妨从严办理，当街逼剪也算不了一回事，并且一剪便了，毫无挂碍。放足比较的没有这样简单。我想应当注意于未缠者，绝对不许缠，若已缠者的放，可以稍从宽大。好在只要没有新的小脚增加起来，老的总可以死一个少一个的了。
谨为我辈罪孽深重，已缠足而无法变成天足的妇女请命。望主张严禁缠足的先生们，依忠恕之道，平心静气地读一遍，功德无量。”余以邹之主张最合情理。“禁缠”（即禁止未缠者缠）与“劝放”（即劝导已缠者放），确应分别处理，除幼女未缠者严禁缠裹外，已缠者应不问年龄，概以转移心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