祸福乎？此决无之理也。世之人惑璞之说，有贪求吉地，未能惬意，至数年不葬其亲者。有既葬不吉，一掘未已，至掘三掘四者。有因买地致讼，棺未入土，而家已萧条者。有兄弟数人，惑于各房风水之说，至骨肉化为仇雠者。凡此数祸皆之书为之也。若如璞之说，璞既精于风水矣，宜妙选吉地，以福其身，以利其子孙，然璞身不免于刑戮，而子孙卒以衰微。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，而后世方且信其遣书而尊信之，不亦惑乎？今之术者，言坟墓若有席帽山，子孙必为侍从官，盖以侍从重戴故也。然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，故有席帽何时得离身之句。至宋朝都大梁，地势平旷，每风起则尘沙扑面，故侍从跨马，许重戴以障尘。夫自有宇宙，则有此山，何贵于唐而贱于今耶？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，崛起寒微，祖父皆火化，无坟墓，每寒食则野祭而已，是岂因风水而贵哉？
司马温公曰：今人葬不厚于古，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，相山川罔垄之形势，考岁月日时之干支，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，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。举世惑而信之，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。夫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，为能藏其形骸也，其所为乃如是。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，犹有仁者见而贻乐耶。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命，贤愚系于人，固无关预于葬。就使皆如葬师之言，为人子者方当哀穷之际，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，乃欲自当福利耶？昔者诸祖之葬也，家甚贫，不能具棺郭。自大尉公而下，始有棺郭，大尉公将葬，族人皆曰，葬者家之大事，奈何不询阴阳，此必不可。吾兄伯康无如之何，乃曰：询于阴阳则可矣，安得良葬师。族人曰近村有张生者良，兄乃召张生，许以钱二万。张生野夫也，闻之大喜。兄曰：汝能用吾言，吾俾尔葬。不用吾言，将求他师。张生曰惟命是听。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岁月日时，及圹之浅深广狭，道路所从出，皆取便于事者，使张生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，以示族人，皆悦无违异者。今吾兄年七十九，以列卿致仕。吾年六十六，忝备侍从。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。视他人之谨用葬书，未必胜吾家也。前年吾妻死，棺成而敛，装办而行，圹成而葬，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，迄今亦无他。顷为谏官，尝奏乞禁天下葬书，当时执政莫以为意。今著兹论，庶俾后世子孙葬必以时，知葬书之不足信云。
王先生鏊曰：上下交而其志同，不交之弊，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，止于视朝数刻，章奏批答相关接，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，亦其地势使然。则莫若复内朝之法，盖天有三垣，天子象之，正朝象大微也，外朝象天市也，内朝象紫微也，自古然矣。国朝奉天殿，即古之正朝也。奉天门，即古之外朝也。华盖谨身武英等殿，则内朝之遗制乎。洪武永乐以来，常奏对便殿，今内朝无复临御。常朝之后，人臣无复进见，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，天下之弊由是而积矣。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，内朝以通远近之情，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，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，诸司有事咨决，与大臣面议之，不时引见群臣。凡谢恩辞见之类，皆得上殿陈奏，虚心而问之，和颜色而道之。虽身居九重，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矣。
司马王公琼曰：国初乘大乱之后，民多流离失恒产，然当是时官皆畏法，不敢虐下，故建卫徙军，多安其役，自后日渐承平。流罪者悉改充戌，故人有怀土之思，不能固守其新业，于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，而清勾之令遂不胜其烦扰矣。以军伍消耗为忧者，务严其法。然法益严而民益扰，终不能使之安其业而不逃。此非法之不善，势不能也，盖民贫不自爱，始轻犯法。又远徙为军，亦必不能自存，所至逃逸者，其势则然耳。至于远年故绝军户，必使有以继之，则其为害滋甚，又恶乎其可乎？故今清军之法，当以宽为主，庶几闾阎少得休息耳。况兵贵乎精，而按籍勾补者，率多老弱疲羸，粮饷费而无用，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当也。然变通之道宜何如，亦曰：募其土著之精锐者抚而用之，则兵亦不患其不足矣。
◎闲钞下
国初科举，第一场问四书疑一道，五经义各一道。第二场论一道，诏诰章表内科一道。第三场策一道。犹循元制也。洪武甲子乡试，乙丑会试，初为小录以传。然惟列董事之官，试士之题，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而已。其录前后虽有序，然犹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也。次科戊辰，加刻程文，自后永为定式。但此后五科，其间命官列衔，或多随时不一。永乐以后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。然永乐中各省乡试，犹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，其序文亦不拘篇数。景泰中序文禁称公考官，正用实授教官序为前后二篇，以两京为法也。然两京序文称臣，独与会试同云，按初场例出四书义三道。正统元年会试，出大学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，而不及《孟子》。成化元年顺天府乡试，出论语二道，《孟子》一道，而不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其后定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内量出一道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各出一道，遂为例。
古人写书尽用黄纸，故谓之黄卷。颜之推曰：读天下书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黄。雌黄与纸色类。故用之以灭误。今人用白纸，而好事者多用雌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