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人主或有不堪，举朝不免忌疾，则去留两不安，惟宁武忠敬，固不得有意外之财，然而宛濮之盟，无显赏焉，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。
君子欲行其道，若遇不道之人、不道之事，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。此中见理不明，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，言之不从，与小人为仇，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。惩此二端，塞默不言，亦未可也。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、不受爵禄之縻，固亦免撄人世之祸，然岂致身正理哉？如刘基于张昶、齐翼言、李彬诸事，不得不争，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，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，即斥其恶为昶等者，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。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皆不可相，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。噫，如此情事不知几许，塞默之人观望其外，奸黠之人阴阳其中，贤者处此，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。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，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。元世祖谓卢世荣曰，汝勿防朕，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。又曰，疾足之犬狐不爱焉，主人岂不爱之？汝之所行，朕自爱尔，彼奸伪者则不爱也。又曰，汝无以一二人从行，亦当谨卫门户。如此用心，乃保爱臣子至情，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。然端士立朝，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。
广益
大臣，主张众论者也。义理明透，心卫端方，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，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，而乐就折衷，然后小臣得尽所长，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。盖一人所长有限，众人所善无穷。治天下者，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。然大臣好贤，亦当有别，若所好承颜顺旨，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，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？既不可其门如市，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，此非计略所能工也，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。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，亦有乖大荐义。魏其武安，交纳宾客，天子常切齿。卫霍不荐士，世以此称之，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，心迹之闲自然有别，众耳众目不可欺也。是以或亲贤而丛咎，或远贤而蒙庥也。
人之难知何也？寡识则好恶乱之，多私则利害夺之，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，不待知者而后知也。亦有其从即贤，未必即为大贤；其人即不肖，未必即大不肖。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，亦往往有之。如王衍、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，其所为事，遂贻天下数世之害，由主之不明也。梁冀之恶、韩腚兄妄，天下大不肖也。若某主不为所惑，亦不过杀身而止，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？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，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，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，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。王衍口不论世事，雅咏元虚；安石头垢不沐，足垢不洗，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，未必即为奸恶，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。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，视听言动应有规矩，有威可畏，有仪可象，而心无检束若此，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？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，非独二人之过，乃持衡者过也。据其茫然无检之态，似乎清狂不慧，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，偏能胜人，衍之弃言非所，安石赴召恐后，岂非欲盖弥彰者乎？宣乎论者深斥之也。
居宠
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，出奇兵、绝道，此操必胜之计，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。然在事前观之，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，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，虽亚夫用兵得法，守便宜亦坚，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，然朝议有服有不服，恐其制胜于此，未免伏患于彼也。夫甘茂息壤之盟，事几败而复正之，此人主之明，臣道之幸。景帝无秦王之哲，亚夫坚推毂之信，遂得三月成功。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，生杀身之隙，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，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，必俟中人之助。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，窒其隙而蹈其瑕，不顾戎事之成败、兵机之疏密也。更有主听不聪，权奸在侧。若王守仁之事，宸濠已擒，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，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左右，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。守仁深机曲算，日夜如对偷校迟留久之，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。嗟乎！人主日责帅以成功，大将日尽心以克敌，岂知既克之后，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，祸福之几仅在毫发，幸则为守仁，不幸则为亚夫，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。汉武帝末年，事事悔过，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。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，自废帝举帝后，行事错谬，志气e怠，身虽获没，后嗣灭绝，称学识者无取焉。夫光以大臣受遗，政由己出，前后二十余年，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，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，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？乃以永远据势，为不可拔之基，储君既长，不行册立之礼，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？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，岂非苟可颛制，不进贤德者乎？斯大谬矣。彼乘权借势之家，物力有余，志意奢泰，事权太重，卑贱侧目，奢泰日肆，子孙必不知礼法，侧目者多，怨家必疏其过行。彼之怨毒日积，此之防闲日疏，故过多而不可弭，衅大而不可泯，刻刻燕幕之下，事事积薪之上，一B之后，前徽尽丧，即尔朱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