克闻邾人之言，亦当按师不动，请命后还。乃平国不待命，旋师不待报，皆为乱义也。叔孙豹之违命，非违命也，而春秋以违命责之，盖君弱臣强之时，君命一出，所宜崇奉，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，则强宗恐惧，义士生心，乃匡时矫俗之变体。若其下比邾滕，非关机危。乃曰降尊就卑，率意改命，辨小是而昧大顺。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，春秋之后，郭子仪盟回纥，公子结之义也。汲黯发粟，近在竟内，可以取旨，当与华元同责。富郑公往来辽庭，抗言不辱，斯不蹈叔孙之过。若陈汤之事，以责郄克者责之，必沮格不行。公子遂有如晋之愆，亦有盟戎之是，一人而二义备焉。此二事者，又当别论也。凡春秋之内，实与而文不与，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。以其行义，故实与之；以其自专，故文不与。凡若此者，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、几微之宜辨，苟一闲未达，未可临大事而不夺。故曰，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。魏公子救赵一事，初不能得之魏王，遂欲以死赴秦军。世岂有食客三千，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？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、壮士不可得，是以商诸老侠客。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，亦可知已。事定之后，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，以全公子之美，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，其实不然也。若侯生之死，亦不足托。溧阳女子、江上渔父，疑似之迹，尚捐躯示信，侯生身与逆谋，在人耳目之前，国法之讨行且见及，先事而死，可谓知几，未可谓徇义也。总之信陵此事，原非正理，特以恤邻好之急，却暴戾之秦，尚有得于齐桓之义，故节取之。而子长好奇，欲纳诺贤者之域，然戕大将以弱宗国，于理则悖矣。吕后欲王诸吕，平勃顺从，议者非之。然天下事当论全局，不当处处绳以礼义，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。大臣之义，固当守正不挠，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，必有小人起而乘之，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。平勃不使克乱之权，属诸他人，虽事会变迁，必有太阿反正之日。非若张华，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。公羊以祭仲为行权，言春秋者或取焉。平勃不从吕后，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。后之人有行之者，武氏是也。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，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，平勃暂听吕后，则诸王可以生易死，宗庙可以存易亡，少辽缓之，则吕氏可图，汉室可安，平勃之权与祭仲等。祭仲不克反正，春秋犹取之，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？厥后袁安、任隗、乐恢、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，保护幼主，又奚取夫引领受诛、危及君国者乎？盖此事之局，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，惟有善藏其用，俟吕后死，然后起而图之，乃定理也。议者安得卤莽言之？错削`诸侯，遂致吴楚之乱，尔时调兵遣将、策饷制械、搜间谍、执反侧，抢攘纷乱，劳苦怨叹者遍天下，皆咎始祸一人，错安得晏然已乎？在朝之臣，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，既故袁盎一言而入。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，亦未必发之太遽也。师丹议钱币，初从民间所苦，后从有司所复。民间所苦者，钱代龟贝，轻赍易尽；有司所持者，行钱既久，变法多怨。此大臣虚心广谋、舍己从人之美也，当时以为忘其前语，由此见劾，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，不肯改易前说，以致斥免之悔也。若奏事不宜漏泄，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，几事不密，不可谓无过也。陈汤之事，刘向虽引古证今，要亦论理之言，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，但以明白显著之功，不加赏赐，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，而没前美，懈边将之心，掣任事之肘，张设蔽贤之纲，郁结举世之气，虽仅不生事于边，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，故有陈汤一事，即不可无刘向一疏，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，始为无弊，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？汤虽薄赏于当时，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，虽出于私，亦天道之不可诬也。一切沮贤蔽善之徒，徒为人所唾骂尔。
忠爱
臣子之心，不使君命壅塞于下，是以有直谏之节，又有讳恶之义。盖直言极谏者，事犹未遂，过尚可改，故犯颜逆耳，尽力匡救，以成就盛德，非为得志于所谏，以必行其言也。至于行事既成，追悔靡及，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，所以有讳义，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，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。虽曰讳之，然先王之法益明，故此二义者，仁非一途，事有两通，所以广敷懿训，博观大道。讳过者，礼也；弼违者，直也。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。讳过之外又有一道，王嘉谏董贤之封，乞下廷议，以为考合古今，必有言当封者。天下虽不悦，咎有所分。又引淳于长事，众人归咎谷永，先帝不独蒙其议。分咎之说，公羊亦有之，如归卫宝而称齐人，讳鲁取而言齐归，乃分咎于齐也。嘉知言之不听，而为曲说诱之，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，事之终止，所谓过则归己，善则归君，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。羁绁之臣，相从人主于艰难，主正其位，臣享其荣，此正理也。然人事之变，多出意外。事已成而求去，亦保身亢宗之良策，常情自不能舍，非义所不可也。可辞则辞之而去，不可辞则亦留，舅犯是也。以诚恳辞去而得之，李泌是也。不可留又不可辞，则变姓名以逃，范蠡是也。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