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蓍龟决其吉凶。盖以蓍龟通卿士之数，非以卿士徇蓍龟之指也。即蓄龟并陈，亦必先筮后卜。盖筮犹参人事，龟则全用朕兆，即事有渐，故先筮后卜也。筮虽吉，犹必命龟，以人从天而不敢自专。若筮不吉，则不更卜。人事不可，不必问天矣。盖人事之理与天地同也，是以感之而应，问之而答，君子志其善者远者而因以教人，明其事则谓之善，明其义则谓之远。子产天道远人道迩之说，盖既审其事，又明其义，非一切倔强不信术士言也。人事失得，自有常理。上天之f，无声无臭。方术之士，乃先事而宣言，是为乱常，为诬天。班氏论其彷佛一端，假经设义，依托象类，固有屡中之获，明乎其非圣贤设教之旨，为儒者所当戒，交游所当谨也。春秋沙麓崩，为天下记异，安有发祥之理？元城建公之言，王莽假造以欺人耳。以理论之，沙麓之崩，地之陷也，其占为阴胜阳、子乘母，不祥之繇也。天戒若曰，居此地者慎勿为不善，苟为不善，虽极隆盛，必当族灭，若自高而陷也。以后事观之，元后之祥，乃祖宗活万人之报，人事之得也。其为凶征，则地陷之变，当为族诛，天之告人已久矣。分卦直日之法，用以迹捕盗贼极善，焦延寿为令，小黄用之可也。延寿曰，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，正谓此道不可治天下，有尝试者，必害其身。如京房者，朝廷但当术士待之，元帝倚以为治，房亦任之不辞，变更典制，引用党与，强人主以必从，小人造灭身之谋，己亦草不道之章，涌水已见，求进不休，安在其知祸福邪？眭孟既学春秋，岂绝不知忌讳？何以当幼主在位，大臣秉政之日而发谁差天下，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之语？即在莽操之朝，亦必阴用其言而显戮其身矣。且方术技能之士，其始必有至精者出，然后可动人主之听。既启其端，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，不必皆有至精之术矣，又可尽信乎？要之杜钦、谷永非不精也，而二赵之恶移诸许后，西门君惠非不验也，而光武之名误以刘歆赤精之谶，当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，适以是年生于济阳，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，而李焉诛及其身，李通之父亦不逮其子之富贵。彼术数何能为也？班氏曰，浅为尤悔，深作憝害。焉可忽哉？若刘向撰五行志，推迹行事，连传经术原委归趋，绝非方技之书，故可诵法耳。若终军之对，以为野兽并角，明同本也。众枝内附，示无外也。未几，果有南北率众来降之事，此盖以意忖度，幸而得中，非本占候书也。若东京之初，图谶之谬，当时亦可⒓矣。用孙咸为大司马而人不服，改用吴汉而人始服，是人事可见者也。以王梁为大司空，引洛水灌巩川，渠成而水不流，是天意可见者也。而光武终不悟，至其末年，犹颁图谶于天下，使一代学术功名不敢不用此为门径，桓谭终致流亡，郑兴逊词仅免，贾达附会文致最差贵显，岂非作始之悖哉！范史论方术，以知变而不诡俗者为正，犹为信道不笃，不如魏孝文焚之为是也。
●卷三
虚实
人之生世，处天覆地载之中，范围乎五典六行之内，此誉实际，不可逃之而虚游，无论圣贵庸愚。用一日气力，即得一日衣食；有一卷学问，即得一卷明达；进一分道德，即得一分高明；减一分嗜欲，即免一分羞辱。有实理者，必有实事；有实功者，必有实效。不如是者，嗜好太繁，失意必多。自适己情，怨家必众。权之所归，敌必树焉。利之所锺，寇必瞰焉。宅心不实，故所为皆虚而收功亦无实际也。诗书多言道德，孔孟始言仁义。仁义所以实道德也，仁义所在，必以礼乐行之，礼乐所以实仁义也。外以节其形体，内以节其心志。故昔人以为皇极之门，盖理犹虚名，礼皆实事。理可指非为是，礼不可假伪为恭。故三代以前，言礼而不言理，期人以必行也，不期人以能言也。行者，实也；言者，虚也。阮籍喜谈名理，而曰礼岂为我辈设，是谓崇虚遗实，君子不取焉。礼可养人之性，乐人之生，使视听言动习而安焉，而自喻于道也。邪辟不作，有以全其所受于天，是谓养性。僭侈不肆，物力不屈，养生送死无憾，身不撄罪戾，心不G忧患，是谓乐生。器数文物，服习之久，渐能知其所以然。饮食起居，出入哀乐，莫不合乎天地之节文而为人所表仪，是谓喻于道也。道者，率其性之谓。不仁不义之事，性所本无，故不慊于身，非有所恶而不慊也。不安于心，非有所格而不安也。若仁义之事，则居之而乐，行之而安，故道之在人，不必其在我也。而好之也与自爱其美同，我之不德不必其及人也，而自恶也。与人恶我同性，足具众理。故万事之理，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，理足应万事，故万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，性之所具，即道之中，尧舜之所传也。中不择事，小大皆有之。中不相袭，因物而傅焉。中无定体，无适而可忽也。要以心为至中，心存则道见，见其体之皆备，用之各足。心一放则当前失之矣。盖圣人所谓道，不止论理，全为应事者设，言其无穷，则千万人千万世之志皆可相通，言其不二，则事之嫌疑、心之犹豫，有一成之决断而不可移易，使由吾说者，皆能趋吉避凶，藏住知来而成其为君子之德、君子之行也。是以不为备至之论，不取难行之事，粲然各具，森然不诬，井然皆有条贯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