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。守其常而通其变，则经权皆能尽善；逐于变而弃其常，则成败皆必有损。是皆益人才智者也。更有智数险诈之事，亦一时风气所为，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，造祸福端倪，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，或防闲之，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，亦不可遗漏也。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，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。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，不可不知也。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，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，惟当以邪正定人品，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。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，议其疏密，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。又不当辄徇己见，偶值吾之所憎，因而憎及前人；偶值吾之所善，因而善及前人。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，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，虽意在劝戒，而大指已乖，劝戒皆谬也。总之阅一史毕，然后更读一史，此许鲁斋之法。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，此程子之论唐时。事事覆车，代代冰鉴，此朱子之说。管读史关键也。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，去取分明，每章不过数言，而治乱之形，贤否之迹，若布局而指白黑，常诵述及，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，立身之先务。左氏一书，隐桓之际传闻多略，而臧氏、展氏颇载其事。盖臧有文仲，展有柳季，其家必各有纪载，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，此家乘之益也。野史之作，非夫人而作之也，必身在朝列，可以得政事之详，又藏书甚多，参考古今立言之准，又读书有法，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，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，此野史法也。太史公不好儒卫，故传董仲舒甚略。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，故录其著作甚详，此二家学术之别也。公孙弘、卜式皆见诋于司马，而班氏犹为之表章，盖事久论定舆。并时而生者，爱憎自不同，孔子作春秋，定哀之际其辞微，犹书其事也。王通作元经，褒贬不及仁寿，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。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。
论著
天地之道非文不宣，犹玉不可不琢，皮不可去毛。故阴阳相错之谓反，物我相交之谓文。入则有夫妇，出耻有友朋。位有君臣，体有左右。程子所云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也。圣贤制法作事，皆引天道为本统，而附续万类。凡王政人事法度无不丽焉。故文章非一人之事，为文非私己之业。取其可继微旨，可通王道，彪炳于阴暗之时，经纬于明备之日。不本乎天谓之诞，不益于人谓之鄙，君子不好也。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所以立德也。充然于心，盎然于身，因而授诸简札，所以居业也。忠信为进德之质，德日积而不自知。修词有可见之迹，是以为所居之业。进德之实，可于修词验之，君子终日干干，犹不免以词见者，所以自考也。以为非敬不立，非义不宣，惟此可以观心而为德所托也。人之有益于世者，莫如功业。功业既成，则可转乱为治，转不肖为贤。然功业不可人人而为，为功业者，又未必称其所学之志，故不可无著述之业，辨析义理，使明白痛快如披云雾而G白日，亦能以治易乱，以贤易不肖也。然著述之业有指趣、有条目。指趣体也，条目用也。明道有明道之体用，事功有事功之体用。有体而无用，可谈说而不可施行。有用而无体，施行虽赫奕而义理无根株。易之为书，至约之理存乎卦之画，至广之义发乎爻彖之辞。昼本乎天地，辞括乎人事。本天地为体，括人事为用。此易所以为文字之祖也。圣贵为学，合义理以为体，授诸简编，则又包括庶事而为用，其所授简又可自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义理之体，而随其日新递益者，又足为体中所具之用。此圣贤所以为文字之源也。盖著述所以立法，立法所以经世。故学不苟传，必求天地之心；文不苟作，必协动静之义。揆天道，质人情，按古法，正时事，所谓文也。盖由存诸心者，精明纯粹。精明则有光采，纯粹则无瑕疵。既己精明纯粹，则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，未免处乎暗室，行乎危途，不得已而著书立说以开示之。其约也，所以举其大纲；其详也，所以示之节目。约非不足，详非有余，以为天道有示人之处，人事有应天之处，使吾之是非曲直无不与天地休咎祸福相应，然后从吾说者能免鬼神之谴责、人主之刑罚、阴阳之灾l、人类之伤残也。扬子曰，春木之X兮，援我手之鹑兮。言春木X然而生，譬若孔氏启导人心，援手而进之，相与游处，淳乎其安之也。若不以拯援为心，则圣贤不著书矣。且天地灵异之气不常流露于世，其笃生也必有为，其成质也为大庆，与天下后世共登仁寿之域，岂一身之事乎？文之美者，君子乐取之。乐取之者，助其为善之心也。文之恶者，君子厌观之，厌观之者，恐助其为恶之智也。使君子乐观小人厌观者，君子之文也。乐观君子之文，厌观小人之文者，君子之人也。战国以后，圣学失传，士之为文者不必本道德，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，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扬，而时之所须又不必尽合道德，但取措置事务，功成而无后患，是亦文之有用者也。所以体裁日下，去道日远，扬雄讥其杂而不纯，李轨斥其动而愈伪也。盖文之美者，如金银铜铁皆可煅炼成质以为器用，百炼之后即铜铁为质，亦能水截蛟龙、陆断犀象。惟无用之言，如奸人假造银币，非不烂然光华，若入火煅炼，即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