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慝，皆为有益后贤之论。如所云四名五志，皆益于性情者也。如所云蔽于五际，失于齐鲁云者，皆恐有助于邪也。三百之篇，言其风俗则喜深婉而恶薄恶，言其政治则美熙豫而嗟忧惨，故无不与治道相关而深于诗者即长于治人也。且其旨趣，要在温厚和平，颂美而不阶骄溢，讽过而不触怨怒，又委曲调畅以自达意指，故深于诗者不独忠爱之情上达君父，仁厚之恩下感黎庶，兼能通两国之信，释兵戎之隙，而优于奉使也。凡人性情之内有邪秽，有渣滓。邪秽者，淫惑之根，藏于肺腑，宜用力治之如水之灌物、灰之浣垢，攻而去之也。渣滓者，粗确之迹，结于荣卫，宜潜消之，如风之解冻，火之销膏，默而化之也。二端之物，惟乐可除。钟鼓之猛厉，充满洋溢，使人震肃，则轰之顷不容复有杂念。琴瑟之和柔，纡余涵泳，使人夷愉，则融泄之际不容尚有芥蒂。先王设典乐之官于学校中，使天下人材皆出于乐，惜今之失传也。夫圣贤之言可否皆有定论，圣人之可否存乎书，当时之可否存乎天下，无所容吾私也。大小夏侯皆以经学教授，彼此相非，胜之非建则曰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。建亦非胜为学疏略，难以应敌。二人之论几难折衷，然以穷理洽务为心，则志在应敌，所以破碎大道也。鲍宣经学甚明，史家称其谏章少文多质，此岂应敌之谓？圣王既没，诗书礼乐之指皆成绝响，悉缘应敌之说误之。文中子不欲斯道之~，故取后代文词续前代典训，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绝于后世，后世之义理皆可续前王统绪也。纷纷论其僭拟，`其同异，何益世道人心乎？
史籍
作史必有定法。周之史法，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。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。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，因圣王而定史法。周公之法，即尧舜之道也。幽平以后为史官者，褒贬劝戒不昭明，赴告策书违旧章。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，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，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，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，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，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、诛而绝之，虽属辞有文有质，叙事有详有略，苟非有害大义，皆因旧编，不必更易。故其为法直而不显，讳而不盈。直而不显者，以义斥其事，不必显设于文。后人因文求义，则其事亦明。讳而不盈者，畔道之人工于匿迹，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，讳其迹而着其志，后人因志以察迹，则向之所讳，原未尝掩其实，故曰不盈也。所以有阙文，有微词。阙文者，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，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，则为舛为讹，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，则所害多矣，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。微词者本为逆事，委曲其词，以从顺理，以为臣子之义，固当讳尊隆恩，掩君父不善之迹，但使顺理不灭，虽人以曲文见责，犹未失大顺之义，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、婴直言之戮，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，亦可保全大义，使不没于人心。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，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，又能拨乱反正，贯通百王，生成万物，舆日月并而不息也。后之史书既无定例，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，是以入杂伯之路。言人不言天，是以违天地之心。论理不主于善，不协于一，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，叙事大小错乱，真伪纠纷，先后舛午，宾主易位，雅俗杂沓。或言其始不言其终，察其一不通其类，以此窒彼，以彼戾此，靡所归宿。折衷史法，日下又何疑焉？夫古之君子，能详一身一家之事，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，张衡之于汉仪是也。汉家六世而有史书，私作本纪，非奉命供职。班固因之，几受私修国史之祸。既受诏，许成其书，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，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。东观以来，以史馆丛文士，其法渐替。陈寿甚有史才，而迁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，故寿亦慕之，不尽其才。范宁能得春秋之意，而向、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，故宁亦仿之，未尽其意。史所以翼经，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，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。记传所以证史，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，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。皆信道未笃，辩博是务也。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，班氏作律范酪郯子之言为征，以其见诸经传，为可信从。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，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，盖变风多里巷之事、儿妇人之言，若不本诸国事，不可入经。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，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。夫圣人删诗，必使善恶并存。其作易也，亦必吉凶同列。盖使人去彼就此，由此避彼也。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，世代不能无治乱，君举不能无得失，犹山川不能无险阻，昼夜不能无明晦。若为善之事则详，为恶之事则略，是古今不相续，而人世有断绝矣。人君恶史氏之不讳，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，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，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，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，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，以其嘉言懿行虽多，而诚实不足也。所以易世之后，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，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，然则史事不几绝哉？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，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，读者当识其意而已。凡大体之得失，所以昭劝戒于来世，他若制度原委，处事方略，财赋盈缩，用兵胜败，有守正可久者，有行权应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