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，无踰此也。何者？道之大，原出于天，而圣人修之以为法于天下。若礼乐、刑政、纲纪、法度，无往而非道之所在也。所谓敛之不盈方寸，散之弥满六合；所谓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；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。帝王之继天出治，所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何莫由斯道哉！
故尝考之六府三事，载之《虞书》六典，八法具于《周礼》，此唐虞成周之所以立经、陈纪也。然有“都”、“俞”、“吁”、“咈”之气象，而后有修和序歌之成功；有《闗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是岂非尧舜文武之道乎？六君之道一也。知尧舜之道，则知汤武之道矣。
汉高祖之有天下也，时则有若萧何、韩信、张苍叔、孙通之徒，定其律令，定其军法，定其章程，制其礼仪，而汉之所以为治者，靡不具矣。
唐太宗之有天下也，则有魏征定新礼，祖孝孙奏雅乐，房元龄修律令，李卫公明兵法。而唐之所以为治者，靡有遗矣。
是虽未必合乎先王之道，亦未尝不本于先王之道也。先儒谓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者，盖以汉之规模宏逺，而唐之法令详密尔。然汉承秦后，而杂采秦仪；唐承隋后，而多仍隋制。则其道岂能如先王之纯？其法岂能如先王之备哉？
钦惟圣上奉天承运，混一区宇，纲纪法度之施，礼乐刑政之具，固已井乎其有条，秩乎其有序矣。犹日与二三大臣励精圗治，讲求政理，而又诏兴科第，博采羣言。二帝三王之盛，无以加此。岂汉唐之可拟伦也哉？
夫天下之事，有古有今；立经陈纪，不在它求。在叅酌乎古今而已。古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，三千、三百之仪，五声、八音之节，一皆本之人心，合乎人声，是故可以事神人，可以通上下，诚出治之本也。后世经礼残缺，乐书不存，而古之礼乐难以尽考矣。今欲制礼作乐，则必稽之三礼之文，考之三雅之音。叅酌而行之，依仿而用之，使合于古而宜于今，用于今而不悖于古。而又本之以敬，恊之以律，严尊卑上下之分，审黄锺声气之元。则礼虽非先王之有，可以义起。而今之乐岂不犹古之乐乎？
古者政简而不烦，令严而不猛，所以防民欲，而齐民心，诚出治之具也。比者，有元之季，法度废弛，纲纪不振，固宜济之以严矣。今欲立为经久之法，则欲思乎《洪范》八政之孰先？文武弛张之何在？因时制宜，合乎中道，则政令其有不修举者乎？
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天子之胄子，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小学。而教之洒扫应对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。十有五岁入大学，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，穷理正心之道，此学校之所以兴，而风俗之所以正也。今欲臻其效，必重教官之选，严守令之责，崇礼让之文，行激劝之法。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亷耻，则学校其有不兴乎？
古者制民之产，百亩之田，一夫耕之，足以无饥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足以无寒。至汉唐犹有均田、限田，口分、世业之制。是以民无甚富、甚贫之患。此农桑之所以有成，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。今田不可复井矣，口分、世业亦不必行矣。莫若行限田之制，以止兼并；重末作之令，以禁游惰；优畎亩之民，以劝务本。则民皆得自食其力，而不至甚富、甚贫，不均田之均田矣。其制岂不可定乎？
古者设官分职，“不惟其官，惟其人”。官有一定之法，而任人之意为多，所以为经国之逺谋也。后世任法而不任人。所谓疑诸心，而信耳目；疑耳目，而信简书。简书愈明，而官方愈乱矣。今欲人法并任，莫若择贤明之正官，省闲慢之簿书，夫官得其人，则法无不举。非其人，则法废矣。此必然之理也。簿书烦，则吏得以售其奸；簿书省，则官得以展其用。是则人法兼任，岂不可以为经国之逺谋乎？
古者量能任官，度德定位。爵无不称其德，才无不称其位。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，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，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。后世循资之格，不问贤愚，不辨才否，一以岁月为断，则贤者淹于下位，而不才者得以幸进矣。今朝廷清明，一扫前弊。往往不次铨擢，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。若夫选举之际，先德行而后文艺，明黜陟而让谬举，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？
至若盐铁之制，虽起于汉，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。今铸山煑海，官自发卖，固无奸弊之可言。然欲久而无弊，必定其额，以为经久之常规。平其直，以通商贾之懋迁。则奸弊何由而生乎？
漕运之法，虽盛于唐，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。今夏秋两税，民自输纳，可谓利于国，而便于民矣。然竒零小户，逺运为难。莫若立为定制，俾粮多者运赴京城，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。则上下便矣。国岂有不足，而民其有不裕者乎？
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，以二帝三王之道为道。立经陈纪，为天下后世虑，至悉至是。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，愚敢不悉心以对。苐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，当今之务不能尽达。谨畧陈其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