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，不乐，遂并同时诸书皆不过目，然其所见，乃暗与文公合，其稍异者，则文公云“夫子取之为戒，如圣人固不语乱，而春秋所记，无非乱臣贼子之事。不如是，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，而垂戒于后世，故不得已而存之”。先祖则曰“今永嘉谓山歌为邪诗，周道衰，纲常毁败，裘荫懵伲正声不发于人心，而邪诗充悦于人耳。咏之愈多，传之愈广。夫子删其芜秽笔之简册者，皆正诗也。而邪诗，入[一作习]熟于时人之口耳。布传于室家之简册者，犹在天下。夫子岂能删之哉。秦祸之酷，天地否塞。汉兴以来，诸儒收拾残编断简于坏亡之余，补缀遗逸，而诗之三百，大抵不全，取天下口传之诗，以补秦火之余。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”。又，文公不尽信《小序》，先祖亦谓小序为汉人专门名家之辞，其意亦同文公。尝谓李敬室祀云“东莱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为刺舯贾诗，婺州若有人舯迹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？”此语又简而明矣。
《家语》虽俚伪杂揉，犹是当时文字，去圣人未甚R，不比孔丛子。其载“周公冠成王，命祝雍作颂曰“令月吉日，王，始加元服。去王幼志心哀恐，当衮[此句必有阙文。《大戴礼记》亦有，文还同，哀一作衰]。钦若昊天，六合是式，率尔祖考，永永无极””。今仪礼、士冠礼大正同仪礼。X不出，即此可证为周公古时传流之书。又，即仪礼。可见《家语》虽后时俚人所录，乱说自有之，终与孔丛子不同。孔丛子句句伪。
永嘉郑伯谦云，天官之，自玉府内府而下，今皆收入内藏库；自宫人掌舍以下，今皆收入修内司；自医师食医以下，皆入御药院；自膳人庖人而下，皆入御前供奉。自汉晋以后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者，稍稍推出，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，稍稍引入。[伯谦字节卿]。
任重而道R，“任”当作平声。孟子曰“门人治任，将归任重”，谓仁以为己任，担子重也。任重，是治任之任；仁以为己任，则是任天下之重之任，“任”却作去声。
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，曾有诗云“老大倦追随，得坐且终日。所以见春去，亦不甚爱惜”。予甚咏之不置。咸淳癸酉六月，塘下戴正子访予，出其先公诗，八句云“幽栖u一室，意足便为安。片石星霜老，八窗风月寒。已无蜗角累，自号鹿门看。清夜谁同语，横琴试一弹”，此诗亦佳。今人只识花言绣语，便相传讽佳句，岂知此哉。
圣人曰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”。胡文定曰“知孔子者，谓此书，遏人欲之横流，存天理于既灭，为后世虑至深R也”，此说是矣。又曰“罪孔子者，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，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，则戚矣”，此语非也。圣人岂愿乱臣贼子之戚哉！“知我罪我”皆说后圣。春秋，天子之事，圣人作之，后圣不容不罪，罪至于后圣，当此时，又自作春秋。
沈继祖丑诋晦翁，以求官爵，自不足道。李果斋作年谱备载之，谓削之反h忌讳。此说不然。《汲崾椤匪谓“舜囚尧、禹放舜”之类，千载而下，忽然有个轻薄子如刘知几者出来与之敷演，虽曰无伤于日月之明，然害理不少，害人心不少。曹操曰“舜禹之事吾知之矣”，若当时见刘知几许多说话，岂不更无藉耶。
东坡云“夫竹必得成竹于胸中，执笔熟视，乃见其所欲者，疾起从之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，如菲瘅铰洌少纵则逝矣”。此语甚妙，岂但竹。
天地本\也，以日为光；本寒也，以日而暖。日入则复\，日R则复寒矣。[而一作为]
胡氏谓“周之至裕不但称文王，亦称武王”，是也。武王十三年前皆是事殷之时，至谓“诚使文王无广周于天下之心，曷不专守，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”。此语大不然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谓人心归之也，岂割据之比乎？戡黎胜之而已，伐崇降之而已，非辟地也。大会于孟津，不期而至者，八百国。果归周之多也。
孟子《集义》章，先儒被孟子说揠苗处多了。将谓，是告子“助长”，然告子正是。不曾集义，惟恐助长，只待义自外来袭[一本无外字]，所谓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言，勿求于气”者也。孟子“必有事”了，方说“勿正勿忘”了，方说“勿助长耘苗”了，方说“揠苗”，次第甚明。但其说揠苗处详，人遂谓“孟子以揠苗之戒为重”，掉了告子，真病。
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，此告子求不动心之法，自以为善也。孟子则不然，“不得于言，必求于心，有得于心，不求于气”，终而至“粜岸荨保开口便觉，则告子之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者，不足道矣。行之既熟，浑身是理，理充而气浩然，视告子之区区护此气而不敢动者，又不足言矣。是道也，要紧在必有事与勿忘上工夫自到，又不可责近效，所谓大着力不得者也。大着力，则气壹动志前，功不保矣。“勿正”是为常有事者言也。“勿助”是为勿忘者言也。“揠苗”为己耘苗者言也，不曾耘苗，苗草相乱，将见草长而苗不存，又何苗之可揠乎？告子不肯做，必有事与勿忘，功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