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人。最后，来的全部人员，一律遣送回国，谁也不可留在中国。这都是因为中国人怕外国人。中国人只能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与外国人交往；没有官方的许可，私自与外国人接触，会受到很重的惩罚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一，第－页）
儒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宗教，故此去和现在，这些一直握有政权，也是最盛行，最受重视，经典最多的宗教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四；卷一，第页）
为如何传教的事，决定了两种办法：第一种是如能获得自由传教的准许，在很短期内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；第二种是不顾上言的准许而公开去宣讲福音，其结果是将失去目前已受洗的少数教友，因为外国人在大明帝国无不遭受猜疑，尤其我们传教士们。他们以为我们智慧超人一等，精神与能力皆能成就大事，因此我们一举一动必须谨小慎微，不敢造次。我能告诉您的，目前我们正进行的是如何在这个民族之中能获得丰硕的成果。每天有人来看我们，我便给他们讲些道理，虽然迄今我不会把我们神圣信仰的奥迹讲给中国人听；但对基本的信条，如天主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、灵魂不死不灭、天主赏善罚恶等，这一切可说是他们很少听过的，或不曾相信过；他们听了这些道理，非常高兴，有的感动得流泪，不住的赞叹，我们还用可了解的理由分析给他们听。现在我们正等候从罗马回来的艾吉迪奥所带来有关您的决定。假使能获得罗马教廷的帮助，则方便觐见中国皇帝，获得他的正式批准传扬圣教；假使不能获得教廷的协助，我们只有尽我们的力量自行接洽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三，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，年月日撰于南昌，第－页）
由于在中国多年的经验，为办事有成，应举止端庄与具有威仪。因此当离开韶州前，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，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，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。所谓漂亮讲究的，即儒者、官吏、显贵者所用，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，袖宽大而敞开，即袖口不缩紧，在下方镶浅蓝色半掌宽的边，袖口与衣领也镶同样的边，而衣领为僧式，几乎直到腰部。腰束腰带，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行的同样宽飘带，下垂至脚，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。鞋子也是绸质，手工很细。头戴学者所用之帽，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。在中国各阶级有自己的服饰，用属于阶级的服饰，自然增加自己的地位与权威；在初结某人为友或在节日喜庆宴上，或与官员相会时，非属于阶级的服装不可。因此我们决定也让郭居静神父穿同样的儒者装。
从此我们决定放弃“僧”这个称呼，这是我们初来中国直到最近常用的。僧和我们的托钵会兄弟差不多，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。在这里计有三大宗教：儒、道、释，而释可说地位最低的一个。他们不结婚，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，多不读书，可谓是低级百姓之一。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，但一般而言，他们的毛病却不少，派别又多，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。和尚削发去胡，住在寺庙中，不成家，每日仅照顾神坛而已。我们既称僧人，很容易被人目为和僧人是一丘之貉。因此学者多次不愿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。因此在视察员神父的指示下，换上儒者的服装，把胡须留下，不几月我的胡子便长的相当长。我们要佣人及我们的学生称我们为“先生”，并非为了尊敬我们，而是更换地位，我们已多次声明，我们是神学家与儒者。所谓儒者，目前在中国到处都有，我们以此名义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。显贵或官吏多喜欢和我们往来，而不太容易和僧人交往，不但南昌如此，中国其它各地也莫不如此。自我开始称“儒家”后，现在很少人再以“僧人”看待我们了。（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，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三，第页）
除此之外，在每一城市和学宫，都有一座极为壮观的孔子庙，庙中置孔像及封号；每月初及月圆，及一年的四个节日，文人学子都向他献一种祭祀，向他献香，献太牢，但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是神，也不向他求什么恩惠。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祭祀。（《利玛窦全集》卷一，第页）
从皇帝到平民，儒教最隆重的事，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，给逝去的祖先献供，有肉、有水果、焚香及丝布，穷人则以纸代替丝布。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，所谓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致也”。他们并非认为死人会来吃上述的东西，或需要那东西；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，来表示对祖先的爱情及感恩之情。有些人曾对我们说，订立这此礼法主要是为活着的人，而非为死人；即是说，那是为了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。看到有地位的人，事奉过世的仍像在世的。自然是一种教训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，不向他们祈求什么，祝望什么，与偶像崇拜无关，或许也能说那不是迷信，虽然最好在成为基督徒后，把这分孝心，改为对穷人施接，以助亡者之灵。儒教的真正神殿是孔子庙。按法律规定，每一城市都在学宫建立一座孔庙，与提学之公馆相按连，相当华丽，提学是管理和督导秀才的。在大庙的正位有孔子像或他的牌位；牌位是一块木板，用金字写上他的名号。在孔子两边是他徒弟们的像或牌位；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