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，莫此为甚焉！《政典》曰：“先时者杀无赦，不及时者杀无赦。”《新法》之干于《政典》多矣。此m扰天纪之罪，二也。
夫以堂堂之天朝，举一代之大经大法，委之无将扰纪之人，而听其盗窃紊乱，何以垂之天下后世哉？总之，西洋之学，左道之学也。其所著之书，所行之事，靡不悖理叛道。世尽以其为远人也而忽之，又以其器具之精巧也而恐。故若望得借其《新法》，以隐于金门以行邪教。久之党与炽盛，或有如天主耶稣谋为不轨于其本国，与利玛窦谋袭日本之事，不几养虎自贻患哉。二事一见于若望进呈之书，一闻于海舶商人之口。如斯情事，君之与相不可不一聆于耳中，以知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。
谋夺人国，是其天性。今呼朋引类，外集广澳，内官帝掖，不可无蜂虿之防，此光先之所以著《摘谬十论》，以政其谬历；《辟邪三论》，以破其左道也。谬历正而左道祛，左道祛而祸本亡，斯有位者之事也。
伏乞详察，备呈事关国体，具疏题参，请嚷汉内各阁翰林六部九卿科道，公同勘议，请旨改正，并将邪教迸斥，以为无将扰纪之戒，庶名分定而上国尊，历法正而大典光矣。字多逾格，仰祈监宥，为此具呈，须知呈者。
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
礼科未准
中星说
古今掌故，无载籍可考，则纷如聚讼，终无足征，可以逞其私智，肆其邪说，以簧鼓天下后世，而莫之所经。正夫既有载籍可考，又有一定掌故，乃尽以为不可据，是先王之法不足遵，而载籍不足凭也。
载籍以羲画为祖，然有画而无文。《尚书》有文有事，典雅足征。故孔子删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诚文章政事之祖；而又经历代大儒之所论注，则其为宪万世不待言矣。《尧典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之后，即分命申命二氏，宅于四极，考正星、房、虚、昴四正之中星。此二氏必羲后之裔，与其司天之史，守其家学，故世其官，而掌故之渊源，必本之肇造干支之太古。学有师承，其来旧矣。定非创自胸臆，若今人之以新鸣也。
考其四正之中星，咸以太阳之宿，居于四正宫之中。盖太阳者，人君之象，中立而弗偏倚者也。人君宅中，以治天下，故以太阳宅于四正宫之中以象之，非无所取义而云然也。故星日马宿，列于午宫之中，《典》曰“日中星鸟。”（午宫正中之线，当星宿五度九十二分一十二秒三十七微五十织。）房日兔宿，列于卯宫之中，《典》曰“日永星火。”（卯宫正中三线，当房宿初度三分五十六秒一十二微五十织。）虚日鼠宿，列于子宫之中，《典》曰：“宵中星虚。”（子宫正中之线，当虚宿五度九十九分九十九秒八十七微五十织。）昴日鸡宿，列于酉宫之中，《典》曰：“日短星昴。”（酉宫正中之线，当昴宿三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织。）此《尧典》之所纪载，历代遵守，四千余年，莫之或议，可云不足法乎？
今西洋人汤若望尽更羲和之掌故而废黜之，将帝典真不足据，则世间载籍，当尽付之祖龙一火矣，奚必存此赘疣，以为挠乱《新法》之具哉？
孔子之所以为圣人者，以其祖述尧舜也。考其祖述之绩，实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而已。圣而至于孔子，无以复加矣。而羲和订正星房虚昴之中星，乃《尧典》之所纪载。孔子之所祖述，若望一旦革而易之，是尧舜载籍之谬，孔子祖述之非。若望是而孔子非，孔子将不得为圣人乎？试问举世之先知后知、先觉后觉，尧舜应祖述乎，不应祖述乎？必有能辨之者。如应祖述，则应羲和之法恐不可尽废也。
予不惧羲和之学绝而不传，惧载籍之祖之掌故不能取信于今日，使后之学者疑先圣先贤之典册尽为欺世之文具，而学脉道脉从斯替矣。此予之所以大忧也。故于中星之辩，刺刺不休，以当贾生之痛哭，予岂好辩哉。
予不得已也。《礼王制》曰：“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执左道以乱政，杀。”不以听作记者，其前知有今日乎？
选择议
窃惟阴阳五行之理，惟视生克制化之用。用得其理，则凶可化为吉；用违其理，则吉反变为凶。而斟酌权宜，非读书明理之人不能也。
今天文、地理、时令三家，多是不读书之人，藉此以为衣食之资。其于阴阳五行之理，原未融会贯通，以讹传讹，满口妄诞，究至祸人之事恒多，而福人之事恒少。
夫山有山之方位，命有命之五行，岁月有岁月之生死，详载《通书》，待人随理而变通之。故名其书曰“通通”者，有变通之义。今庸术不能明理而变通之，反将变通之书，以文其不通之术，鲜有不误人也者。
凡阴阳二宅，以其人之本命为主。山向岁月，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克命。选择造命之理，要生扶之四柱，忌克泄之四柱。或三方不利，用事难缓，则用制杀化杀之月令，以化凶为吉。若月令生杀党杀，日时不良，则有凶而无吉。
如荣亲王之命，丁酉年生，纳音属火，以水为杀，宜选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，令水不克火而生木，此化难生恩之法也。忌水生旺之月以克火，忌金生旺之月以生杀，此定理也。
查戊戌年，寅午戌三合火局，以北方为三杀。亥为劫杀，壬为伏兵，子为灾杀，癸为大祸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