韵者无韵
《论语尧曰篇》尧命舜数言系韵语。今《大禹谟》抄袭之，却又离而为三，用他语增饰之，使有韵者无韵，靡孕纹渎也。
△筮超甚迟，“龟筮协从”乃後世语
画卦虽始於伏羲，而筮之名始见於《洪范》。虞、夏之际未有言筮者。《世本》谓巫咸始作筮，虽未必然，然“大龟”见於《禹贡》，“卜稽”见於《盘庚》，“元龟”见於《西伯戡黎》，而筮无闻焉。“龟筮协从”，乃後世语也。“枚卜”二字亦不雅驯。（《左传》哀十八年引《夏书》曰：“官占惟先蔽志，昆命於元龟。”）
△“受命於神宗”语谬
《舜典》云：“受终於文祖”，又云：“舜格於文祖。”未有言受命者。命者，生人之事也。神宗既为尧，是时已殁，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！
△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，与《尚书》他篇所言不类
《战国策》云：“舜伐三苗。”又云：“禹伐三苗。”而作《大禹谟》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。其数三苗之罪，如“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；民弃不保，天降之咎”等语，皆想像郛廓通套语，与“苗顽弗即工”及《吕刑》所言皆不类。至於敷文德，舞干羽，而有苗格，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；而此独觉迂阔可笑。《尧典》云：“窜三苗於三危。”《吕刑》云：“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”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，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。
△《益稷》与《皋陶谟》不可强分为二
《益稷》与《皋陶谟》本一篇，而强分为二。蔡氏从而为之辞，谓“古者简册以竹为之，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，故厘而二之。”按《洪范》、《禹贡》字数皆多於《皋陶谟》，而《康诰》、《吕刑》字数与《皋陶谟》相埒，皆未尝以简多而分也。独分《皋陶谟》，何欤？
△《禹贡》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
三山林氏谓“三代取民皆什一，而《禹贡》有九等之差者，盖州有广狭，民有多寡，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”。此说大误；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采之，盖以为然矣。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，则其数有定矣，又安得有所谓“上上错”，“下上上错”，“错上中”，“下中三错”者乎？田有肥瘠，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；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―概取之，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。三代什一之制，盖孟子大既言之。然或五十而贡，或七十而助，或百亩而彻；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，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，是三代不同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。况《禹贡》乃尧、舜之时之制，岂得以三代为比哉！且“厥赋”皆蒙“厥田”之文而言，田既分为九等，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！如林氏之言，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。且“厥赋贞，作十有三载乃同”，又何以解乎？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，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。
△《禹贡》三江必有南江，与北、中两江为三，非震泽下流之三江
《禹贡》曰：“三江既入”。又曰：“东为北江，入於海”，“东为中江，入於海”。夫曰北江，曰中江，则有南江明矣。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，文义甚阴，但偶未指言南江耳。郑康成谓“左合汉为北江，右合彭蠡为南江，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”，故《书》称“东为中江”者，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，始得称中也。孔口口、苏子瞻实遵其说。然以经文“东为北江”，“东为中江”，与“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”，“东别为沱”文势证之，则自“汇泽为彭蠡”，“会於汇”以东，始有北江、中江之名，必截然为三水；非果如所云，合汉为北江，合彭蠡为南江也。朱子云：“问诸吴人，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。彼既以目验之，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。”蔡《注》遵之，引庾仲初《吴都赋注》，“松江下七十里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，东南流者为东江，并松江为三江，其地今亦名三江口，”夫谓震泽自有三江，则浔阳不有九江乎？何浔阳之九江非《禹贡》之九江，而震泽之三江独即《禹贡》之三江乎？说者曰：二句文相蒙，三江人海而後“霞泽底定”也。夫《禹贡》九州，用“既”字者甚多，下文未尝必相蒙也。“震泽底定”岂必承“三江既入”之文，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！且震泽下流之三江，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，己言“东江、娄江之迹灭没不见，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。”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，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；而况《禹贡》之三江，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，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。至参校不合，遂谓“郑渔仲谓‘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於海’十三字为衍文者，得之。”又云：“‘南方地偏水急，禹或遣官属往视，而是时三苗方负固，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。’朱子此说甚为可笑。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”。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！止见今日一江入海，遂谓《禹贡》时必非三江入海，《导河条》云：“播为九河”。而今亦已无九河，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，而“播为九河”亦系衍文乎！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，於《导江》亦不可通。若不云“东汇泽为彭蠡”，则“会於汇”何说？不云“东为北江”，则亦不当云“东为中江”。且彭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