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赠陈履和序
（此篇已附载《考信附录》卷一《少年遇合记略》之末，故今省之）《武安文昌祠签簿》序
武安张子奇昌质所学於余有日矣，一旦持一册来，曰：“此武安文昌祠签簿也。日尝过之，见其毁也，因重录而易之。先生其为之序！”余固辞，而其从叔友唐复力为之请。余曰：“嗟乎，余安能序此簿哉！余少未尝为此学，不知其所由美，而心窃以为非宜。誉之，则失其本心；毁之，又非子之所以谓余序之之意也。余安能序此哉！”
且文昌，星也，在紫垣之外。《天官书》曰：“斗魁戴筐六星，曰文昌宫：‘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禄。’今北斗上六星上曲者是也。而近代所祀，称为梓潼帝君者，则晋、魏间将蜀人张氏，以战殁而血食於蜀者。其後庙祝欲灵其祀，乃诈称梦神谓己‘上帝使我掌人间士子禄籍’，自是士大夫始争事之。沿之既久，遂误以为文昌。合天神人鬼为一祀，舛亦甚矣！”
夫文昌，星耶，固不得有言；若梓潼神也耶，将毋亦忠直勇决之气存於天地之间，其肯逐逐然日与斯民谋趋利避害之计，而又效唐、宋以来所谓声病俳偶之文，间杂以鄙俚之言，以示天下耶！且神止一耳，而天下府州县祠有签者无虑数百；尽应其求，力亦不给。理势皆无据而世信之，亦以惑矣！
夫利害歧於前则聪明乱於内，是以有非所信而信之者。签语之设不知其所始；然必始於人之热於利害而迷所往，而後无稽之徒得以售其伪也。若夫君子之行惟其义而已矣，进退行止自有法度，是故有知利而不取，有知害而不避。无论签之伪与其利害之必不验也，即令实且验焉，亦奚所用之哉！
余之所见如此，是岂可以为序乎哉！然使余弃此不言而谬为美言以悦子，则又非君子忠信不欺之道，《论语》‘各言尔志’之义也。且余所素命为狂澜而力不能回者，今又安能因子之故而反决其流，扬其波哉！然则余之序之无乃不如其弗序矣乎？”
既不获辞，遂书此以贻之。
○《曹氏家谱》序
世近则所闻详；学深则所记多。此必然之理而无可疑者也。然吾尝读《尚书》，孔子之所序也，乃仅断自《尧》典以下。其後五百馀年，有司马迁，其学不逮孔子远甚，而所作《史记》乃始於黄帝。至司马贞，又後於迁者近千年，其学亦益不逮，乃为迁补《本纪》又始於伏羲氏，前於黄帝者千数百年。下至於明，世益晚，其人如王世贞、锺惺辈，学亦益陋，而其所作《纲鉴捷录》等书乃反始於开辟之初，盘古氏之时。是何世益远，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；学益浅，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哉？盖世近则其考之也易，而学深则其辨之也精，夫是故伪者不能以乱正，而其书自不能不略且少。世益远则伪者益多而亦益难辨，学益浅则益不能辨其为正与伪，而视《六经》、《三传》、诸子百家、齐东野语、汉人小说，均之为可信矣；如是，而欲其书之不详且多，其势固不能也。嗟夫，史降而有州县之志，志降而有士大夫之家谱，大小虽殊，其为记事则一。修史者数百年而一人，犹且如是，况志与谱盈海内，作者肩摩趾接，聘者不择人，修者不度己，是恶得不舛哉！
吾乡松岩曹先生，前辈中盛德君子也，与吾先君交游。其子叔文、阿周亦与余相善也。先生卒数年，阿周持其《家谱》示余而嘱为序，盖先生之所作而阿周续之者也。余览之，乃始於先生之曾祖；自曾祖以上非不尽知，而所传异词，恐紊世代先後之次，则竟略而不书，且为《辨疑说》以明之，盖恐後人之妄补之也。先生原籍武清，尝往求其疏族，得其远祖之墓，其访之也必周矣；然而终缺之者，盖惟其访之也周，故知其可信者之少。凡轻於纪载而不自疑者，皆其访之不周者也。昔者炎帝、太┙栽诨频壑後，传记之文甚明也；自班固误以炎帝为神农氏，太┪伏羲氏，而後之作史者耻言不知，务求胜於孔子司马迁，遂列之於黄帝之前，世代颠倒而不自悟。见先生之谱，亦可以少愧矣！
余又尝观《通志》、《新唐书表》，其所载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历历可指；及考之於传记，有一氏而出於数国者，有一国而不止一家者，然则其馀将尽无子孙乎？是皆考之不详，辨之不精，见其一而不知其有十。而後之人作家谱者乃引之为权与，甘於自诬其祖而无所惜，良可叹也！曹之姓，见於《春秋》者，邾与小邾二国；而文王子振铎封於曹，其後亦以国为氏。曹之始未能决知其所出也。不能决知而遂不言，非有识者曷能如是！至於谱中所载先世族人事迹皆纪实无虚美，瑕瑜不相掩，尤为今世所难。然则虽古直笔之史，何以加诸！
去岁吾县明府张公修《县志》，开馆延文学士：先生而在，宿学故老无出其右者，必首膺其任无疑也。苟先生以其为谱者移之志，则於旧志之舛误必考订更改之而不肯苟为同，於自汉以来沿革建置必缺其所不知，於县人士之传必无所缘饰避忌以徇人情而伤直道，岂不盛欤！若之何其仅以此谱著也！
虽然，使阿周有求胜前人之志，如《索隐》之於《史记》，《前编》之於《通鉴纲目》，先生且奈之何？今兹之续之也，但於其後有所增，而不於其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