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出，以避湛者数年。湛犹不肯已，谋使盗杀之。文帝乃与景仁密谋诛湛，然後景仁始免。若此者，岂景仁之不让哉！湛非有颇之功，又因景仁以进，固不当倾景仁；景仁之避湛，其事更难於相如，然卒不能减其怒，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，何也？人心无尽，固非让之所能化也。嗟夫，士大夫诵读诗书，谈说礼义，让之犹不足止其争，况於里巷不学之人，市井无赖之辈，尚力而不尚德者乎！虽有好让之人与之处，亦不能保无相争之事。乃世之士见其如此，不复问其曲直，辄从而两罪之，呜乎，过矣！
古之时人心淳朴，风俗敦厚，犹有化於让者；後世不可得矣。有让之者，则以为畏己而愈陵之。让之既久，则又以为事固当然而安之。一日少拂其意，则其怒反更甚。且让固有不能率以为常者。人之贪心，遏之则渐止，纵之则益甚。今日欲得其牛，与之；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车，又与之；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。故以让奉贪，常不足之势也。争而不已，势必至於让者不能复让而亦与争，贪者智尽力穷而无所得；然後其争始息。故两争者必至之势也。
周太王之居梗狄人侵之，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，皆不得免焉；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：“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。”卒弃其国，逃之岐山而後已。秦以山西鏖六国，六国争割地以事之，今岁割三城，明岁又割五城；地不尽，秦兵终不止，卒灭六国，并天下而後已。太王之与六国不可谓不让矣，周、秦以上已非让所能化，况後世乎！故曰：“以让奉贪，常不足之势也。”
宋之於金也，初割三镇，继割两河，继而又割京东、京西、陕西诸路，求和之使旁午於道，畏避不已，至於航海。自古以来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让者也，然而金师南牧未尝为之中止。必待韩、岳、吴、刘屡挫其锋，然後金人始许画淮以和。由是观之，苟力之所能争，虽百让之不止。国家之大，闾里之微，其理一而已矣。故曰：“两争者必至之势也。”
圣人知其然，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，曲则罪之，直则原之，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。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。然则圣人之不禁争乃所以禁争也。後世之论者则不然，但见其後之争，遂不复问其前之让，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议。曲者以利，犹获助於小人；直者以义，并见弃於君子。人知让之之後之终不免於争，而又不能以其直见谅於人也，故竞为其曲而莫肯为直；与其让而不终，无宁争之於始。俗之益争，夫亦好为高论者之有以驱之也！且论者於南宋之事则以其让为罪，於闾里之间则又以其不让为罪。天下传自祖宗，田宅亦受之先世；势同而论异，事异而罚同。呜呼，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难矣哉！
朱仁轨云：“终身让畔，不失一段。”斯言也，听之甚美。然以余所见乡党之间则大不然。最甚有杨氏者，田百亩，今仅馀四十亩矣，然犹供百亩之税，遂为子孙百世之害。不知古今之殊俗耶？抑四方风气之不同耶？至於不肖之宗族，尤不可以常理论。唯力足以拒之斯已耳，否则必无立锥之地而後不生其心。然亦其初即然乃免於争，若争端已起而後然，则虽垂而人犹不信，悬磬而忿犹不消。故有田宅已捐，自食其力，幸未至於冻馁，而争犹不止者。况其让犹未至於是者耶！
曰：然则让不能以化人乎？曰：其人而贤如廉颇也则能；即不然，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让之，彼自知其力之不敌也，亦或有知感者，不可以是概之人人也。是故，以让自勉则可，以不让责人则断不可。夫责人则亦惟论其曲直而已矣！惜乎世之君子未尝久处闾阎，亲历险阻，而於人情多不谙也！
○讼论
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实不可行。白圭二十而取一，孟子曰：“欲轻之於尧、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。”许行使市贾不贰，孟子曰：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；巨屦小屦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！”圣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贾之为美名也，顾以其势断不能行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，而人心风俗必受其大害，是以其论常不敢过高也。
自有生民以来，莫不有讼。讼也者，事势之所必趋，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。故《传》曰：“饮食必有讼。”柳子厚曰：“假物者必争；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。”讼之来也久矣。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诸侯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。鲁叔孙昭子受三命，季平子欲使自贬，昭子朝而命吏曰：“媒与季氏讼，书辞无颇！”唐、虞之时何时也，诸侯犹不免於讼；昭子，贤大夫也，亦不能以无讼：然则是讼也者；圣人之所不责而亦贤者之所不讳也。两汉之世好言黄、老，始有以不与人讼博长厚之美名者；然亦其时风俗醇古，故得以自安於闾里。唐、宋以降，日以浇矣：乃为士者幸藉门户之荫，不见侮於市井小儿，遂以人之讼者为卑鄙而薄之；而惮於听讼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，有讼者，则以为好事，怒之责之而不为理。呜呼，是白圭之取民而许行之治市也！
何以言之？凡有血气，皆有争心。必此争而彼甘於让斯已耳，苟不甘於让则必讼之矣。故陵人者常不讼，而陵於人者常讼，其大较也。且争而甘於让者，惟贤与孤弱者耳。然理固有当让，有不当让；势固有能让，有不能让。所争者非